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老师，说服二人回国工作。当时，张文裕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据张文裕回忆，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高能物理会议，国内又派他去做李、杨二人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张文裕在与李、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明显感到1957年国内的“反右运动”给李、杨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当张文裕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李、杨二人明显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杨振宁没有在1950年代后期回国。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国后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团聚，因为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国内的情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j2直播，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