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军：我是家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小时候也想念书，走出农村，家庭情况不允许，初中毕业就回家了。我想让我儿子、女儿好好念书，不用种地。种啥地啊，赚不到钱，苦啊累的，家里现在还住着30多年的土砖平房。

　　女儿去沈阳读大学，我父亲生病了也花了一部分钱，有时不够，就去当地信用社贷点款。后来她成家，我们这儿多的嫁妆可以给5万元，家里没钱了，一分没给。女婿家给了30多万新房首付，我和妻子心里酸酸的。儿子在呼和浩特做美发学徒，每个月工资700多元，我补贴给三五百元。孩子懂事，他除了换季买个衣服，不多花。

　　北青报：当时为收购玉米投入了多少钱？

　　王力军：我当时花4万多元，买了一辆二手农用车，又花1.8万元买了脱粒机。买的就是二手车，再卖都是三手了没人要。现在有更先进的机器了，脱粒机卖了也没人要。为这个事，我把挣的6000元上缴了，还被罚了2万元。算上其他费用，花了好几万，我得种10年的玉米才挣得回来。

　　北青报：这个事给家人带来哪些影响？

　　王力军：这个事搅得一大家子人不安。女儿女婿跑前跑后，儿子这个事他就闷在心里，一般不说，每隔半个月打一次电话来。原来打算瞒着老母亲，瞒不住，直播，她经常晚上流眼泪睡不着，想不通怎么回事。妻子不用说了，见人就抹泪。和她的姊妹们诉苦。我让她别说，她说你说那些没用，人家说你犯法了。

　　北青报：此前因为这个事，街坊邻里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王力军：判刑以来，我总感觉别人把我当罪犯看，我都避开人群走，感觉直不起腰板儿。我本来就话不多，也不和人聊，他们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法，就知道被判刑了，说啥的都有。有时我心里不痛快，就大声冲老婆，她知道我憋屈，就站在门口看我，不说话，一直抹眼泪。现在想起来心里难受。这几天，一拨拨记者媒体来家里采访，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好多了。也有人上门安慰我，他们知道我本来就是能忍耐的人，我不会想不开。

　　对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会申请赔偿

　　北青报：你之前怎么收购玉米？

　　王力军：走乡串户，很多中间人都这样收购啊。几户凑一车。看水分定价，挑挑拣拣完全凭感觉，扣除水分和杂物后，有时挣钱，有时赔钱。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赚了四五千元。农民们卖给贩子省时省力，一般家庭粮食数量不多，天寒地冻去粮库还需要排队，挣得辛苦钱。

　　北青报：还会从事贩卖玉米生意吗？

　　王力军：如果这次判我不违法的话，我还会干。这是我们“夫妻档”收入来源，当地周边农民也很需要我们，就继续干着。你问我有没有劝别人不收玉米？我不劝，我们没错，大家都是这样，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北青报：除了收玉米，你还做过哪些生意？

　　王力军：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感觉土里刨食攒不住钱，就尝试小买卖。去过呼和浩特、乌海市，去陕西神木县卖瓜。还从煤矿拉过煤倒卖。有时也给朋友搭手，帮个小忙，一起赚点闲钱。

　　北青报：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的案子有转机？

　　王力军：2016年7月开始，陆续有媒体来我家采访，带动很多懂法的人一起重视，那时候才确定我本来就是没犯法的。最高法救了我，去年12月，最高法指令由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几位好心律师就找到我，说要给我做免费的法律援助。

　　北青报：会去申请赔偿吗？

　　王力军：一定会的。自从出事后，我也看《法治在线》、《社会与法》电视节目了，晚上睡不着我就琢磨那些法律条条框框。现在懂法了之后，我也多次咨询律师，我知道我可以要求赔偿经济、精神上的损失。

　　本组文/本报记者 曹慧茹 石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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