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希望在司法善意释放外，其他类似情形也能依照“从新兼从轻”原则，让更多“王力军”被良法良治温柔以待。

　　不出意外，2月17日，内蒙古“玉米小贩”王力军被法院改判无罪。

　　此前，王力军因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在当地收购玉米，被当地追究了“非法经营罪”，获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才有了如今的结局。

　　法院的改判理由是，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atv，“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换句话说，王力军虽然违反行政法规，但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

　　现行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确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但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遗憾的是，“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并未全面落实，反而是粮食部门通过各种“土政策”筑高了围墙。

　　由于粮食“量大价低”的特点，像王力军这样的“小粮贩”，帮乡亲们拉车卖粮，赚些辛苦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冲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收购秩序。如果粮食主管部门坚持不加甄别，对“王力军们”搞高门槛的行政准入，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市场的目的，反而会造成普遍性违法和选择性执法的恶性循环。

　　在打破粮食垄断经营的改革举步维艰的局面下，就要防止“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司法机关也理应有这份司法智慧，不仅要考察“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的形式要件，更要体察相关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刑罚必要性。

　　事实上，之前，最高法已经借此案亮出了鲜明的司法态度，明确限制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强调适用前提是“具备与前三项规定（指非法证券期货交易等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

　　还应看到，这次小贩收购玉米获罪案再审，开了最高法对基层法院生效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先河，也是其最高法在未申诉的情况下主动启动再审纠错程序。由此看，j2直播，该案改判并不是个简单的冤案平反，而是个强烈的司法政策信号——当一些改革明显滞后，法律应该如何作为？是用刑罚去强化“过时的行政垄断”，还是依法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去推进改革？

　　从大背景上讲，中央已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提到了“不盲目翻旧账”的问题。在改革愿景与法律、政策的落差中，如何发挥司法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力军案显然颇具标杆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高法指令再审前夕，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也悄然做了些调整。国家粮食局去年9月修订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而今的无罪判决，可谓与之遥相呼应。

　　收购玉米获罪案最终改判无罪，也是司法“善为”。也希望在司法善意释放外，其他类似情形也能依照溯及力“从新兼从轻”的原则，让更多“王力军”被良法良治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