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党纪意识的学习及培养，我是欠缺很多，到点上后才真正认认真真一字一句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才熟悉三篇、十一章、一百三十三条的纪律处分条文。原先党纪意识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我平时只凭着大事不犯的主观意识来要求自己，当在阳光下行走时没有问题，但当遇到阴雨天就容易滑到了。

　　党纪意识不牢，个人的欲望及动物本能追求，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变化的。

　　在南澳任县委书记时，也有当地的干部、老板给我送钱，我都是态度十分坚决地退回去，我总觉得全岛的干部群众在监督我关注我。到潮州工作以后，2008年底，有一位干部女儿安排工作我给他们支持。事后他送我2万元，我坚决退回去；2009年春节，修牌坊街的老板送我10万元，我也坚决地退回去。

　　但2011年任组织部长后，有干部老板给我送钱，我慢慢觉得是正常现象。2010年，蔡某找我帮租地方种树及建接待基地，我也是不敢利用权力惊动区县、镇的领导，而是拐了几个弯找了民间的熟人朋友帮助落实；三年后的2013 年，林某找我协调土地的事情，我带他去找潮安区委书记。

　　同样都是卢淳杰啊！短短几年，为什么竟然变化这么大？

　　究其原因，就是党纪意识没有随着权力增大而增大，私欲随时都会跑出来拥抱诱惑。如果说党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内心的导师，那党纪就是内心那个看门人，是要看住权力的。

　　我一直在反思自己十八大后仍不收手这个问题。回头看，当时完全处于一种近似“变态”的状况。但仔细分析，根源还是在自己身上，核心是党纪意识不牢。2012 年下半年，我有一种忘乎所以的感觉，时任中组部部长对潮州组织部门探索领导干部直接联系基层的经验做法做了批示给予充分肯定，组织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作为部长，我处于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权力、成绩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几年来前所未有的满足，虚荣心让我飘飘然。

　　面上我是不敢过分宣扬这些成绩，宣扬自己的。但我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私底下可就不一样，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工作能力的体现啊！我是靠工作实绩一点点走上来的，没有机会去表现能力没有舞台去创造成绩对我而言是最痛苦的事。

　　到潮州这么多年终于找到表现能力、创造成绩的机会、舞台；在权力作用下，在另一个面上，私底下与我交往的那些人，给我的都是“吹捧”、“赞扬”的声音，看到的都是“笑脸”、“鲜花”。

　　极度兴奋让我完全处于一种忘记自己身份的状态，整个人好像都静不下来。在人情社会的背景下，人情、虚荣心、权力交织在一起让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浮躁，一副想方设法找机会宣扬、表现自己能力、成绩的心态。

　　我任过三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汕头团委、南澳县委、潮州组织部，我从来没有收受过手下人员的红包礼金，十八大前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十八大后怎么反而变化呢？就是上面的原因让我“变样”了。一方面我在单位干部面前展现良好个人形象，另一方面都因“贪欲”作用，在权力覆盖的范围里暗地里进行钱权交易。

　　03忠诚组织不够 私心杂念太重

　　我是在党组织培养下一步步走上地方重要领导岗位的，应该说，没有党组织就没有我的一切，离开了党组织，我就是无源之水。但是，在我的内心，私心杂念也严重地存在着。“忠诚组织”与“私心杂念”同时强烈地存在我心中，使我病态的“双重人格”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私心杂念的存在，从2001年开始，我在忠诚组织这个问题上就开始出现了偏差。我们家买了第一部车，当时的车价也就10万元左右，按正常的程序申报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在我们正常收入的范围里是完全可以支付的。但是，我没有走正常的申报之路，把它登记在亲戚郭某的名下，当时周围的同志大部分是这么做的。但深层的思想问题是怕名下的资产会引起组织的关注，影响自己的进步。

　　忠诚组织的人，总是严于律己的；有私心杂念的人，严于律己是最容易走样的。

　　在我心底，我总认为大错不犯就没有问题，总认为随大流就没有问题，总认为在枝头末尾出点小毛病不算啥，完完全全没有按一名领导干部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如搬了新宿舍之后，老宿舍虽然办了退房手续，但还是随大流，没及时将自己的东西搬走，其实到新宿舍后，老宿舍我一步都没有回去过，实际上利用一个周末清理一下就完事，但这举手之劳的事情，自己就是不当一回事。说到底，还是对自己要求不严，得过且过。

　　小节见大节，小节没严格要求自己，大节一定会走样，这件事客观上造成多占公房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