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予以行政拘留，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确可以暂时隔断他们与不良社会环境的联系，在短时间内防止他们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但作用非常有限。”宋英辉说。

　　宋英辉认为，行政拘留会给未成年人的社会化造成负面影响。从行为自由到行政拘留后封闭式拘禁，其所处环境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会对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性格养成、心理健全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促成其形成反社会人格，导致攻击性增加，日后矫正的难度更大。

　　应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体系

　　“我国目前的确存在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的弊端，对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缺乏必要且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姚建龙说，这一问题的存在属于顶层设计缺失造成的制度性缺陷，非《治安管理处罚法》单部法律的“应激修订”简单动用拘留这一最为严厉行政处罚措施所能弥补与修正。

　　姚建龙认为，作为一种理性和慎重的选择，《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此次修订宜继续保留原有关于未成年人适用行政拘留的年龄规定，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限定为已满16周岁，同时应考虑清晰《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的角色。

　　姚建龙建议，宜将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干预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中剥离出来，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调整对象。也就是说，在未来公安机关将主要依据特别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或者《少年司法法》），同时结合普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未成年人违警行为。对于未达到特定责任年龄的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也将主要由专门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调整。此外，建议尽快启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完善包括虞犯行为（或称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法行为、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体系，重点增设和完善具有“提前干预”和“以教代刑”特征的保护处分措施，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

　　“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也不受行政处罚，导致公安机关无法管制未满14周岁严重不良未成年人，建议采取相关措施。”贵州省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谢树红告诉记者。

　　宋英辉建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12周岁为界限，设置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具有教育矫治和预防功能的干预措施，具体包括警察训诫、改正计划、转入专门学校、对家庭监护监督与支持。

　　对于具体条文，宋英辉建议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在第一章（总则）第五条第三款后，补充增加“对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整合第二章（处罚的种类和适用）有关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在适当位置单独设置为一条。”宋英辉说，具体条文为：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交由学校进行告诫，或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必要时成立帮教小组，制定改正计划，进行跟踪帮教。公安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责令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履行以下义务：向被害人致歉和赔偿，遵守行为规范，接受教育矫治，参加校内或社区服务，接受保护观察，改进家庭教育。经训诫仍不改正的，可以依法转入专门学校。不满12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有关机关和部门予以支持、监督。监护人拒不履行以上规定义务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法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谢树红建议，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增加一部分内容，“是学生的，由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学校共同对其进行警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