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仁旺愿意，200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他完全可以顺利在京落户，按部就班地评职称、买车、买房，为孩子落好北京户口，成为家乡人羡慕的“北京人”。

　　一切都被他的“理想”打乱了。20岁出头的杨仁旺北大毕业后返回江西老家的中学执教。他错过了也许是唯一一次得到北京户口的机会。

　　后来，他再次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回到北京的中学任教。不在乎户口的“后遗症”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逐渐显现：买车，买房，送孩子上学，都因没有北京户口波折重重。

　　自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国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一些小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取消，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进入门槛正在提高。

　　到2016年，31个省级行政区全部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里人”和“乡下人”壁垒分明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同时考虑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很大”，“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今天，很多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发现，拿北京户口更难了。杨仁旺的学弟伍声是今年即将从北大毕业的硕士。他毕业班的同学时常谈起，北京户口一年比一年难拿，大家常会感叹，哪怕早毕业一年，对于拿户口来说，都有很大优势。

　　这些到处打探消息的毕业生注意到，有的单位前一年还承诺能为所有新入职应届生解决北京户口，后一年招聘时就变成了“条件优秀者可以解决北京户口”。

　　伍声一度表示，即便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只要能解决北京户口，他“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稀缺

　　曾在弱冠之年为理想而放弃落户机会的杨仁旺，当年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北京户口会变得如此稀缺。

　　他毕业那年，没有听到什么政策说要限制北京人口，求职者对户口的得失心也没有那么强。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负责人曾介绍，北京地区用人单位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户口进京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市属单位接收的学生，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另一个是中央在京单位、直属机构、企业接收的学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批。

　　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举办的“推进首都改革发展”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届毕业生进京数量的高峰年是2005年，约有两万人。此后北京开始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2008年起降至每年1.5万人，2010年起则降至每年一万人。到2014年，上限仍是一万人，但《北京日报》援引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的说法称，之后会呈逐步趋紧态势。

　　这一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为年度主要任务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2014年，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导向是非常明确的。”

　　在北京日益收紧的户口指标面前，近年发生的多起“倒卖户口”案件中，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买家”频频出现在涉事名单中。

　　伍声的一位同班女生建立了500人的求职群。对群里的多数人来说，“户口是核心焦虑”。

　　他们的担心不仅源于人口总量的压缩，也源于“结构”的调整。在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说，为促进实现北京市“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目标，针对部分行业的新增岗位，北京市将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

　　“京党硕男”，即北京生源、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和性别为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流行在应届生圈子里的求职规律。能解决北京户口，也是一份工作“更好”的题中之意。

　　在求职时，除第一条外全都符合的伍声本应更有信心。可是，当他和几个条件比他优秀的同班同学甚至常常连简历都没通过筛选时，他感到“自卑、恐慌、纠结”。

　　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早已存在。2005年，国务院同意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确定：2020年北京市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在短短四年后，这一目标即已失守。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860万。

　　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将控制在2300万人。而今，留给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空间仅有不到130万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曾公开解释，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北京水资源的承载力算出来的。他说，北京现在每年的用水缺口是15亿立方米。这个数字接近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密云水库库容的40%。

　　关于北京市控制人口的政策，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日报》记录过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算的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