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老鸭“光棍村”的报道出来时，24岁的占继储正在上海上班，他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头条”而惊讶，却也感叹“这是事实”——他的妻子是外地人，结婚时彩礼花费了十万左右。而王泽平告诉记者，即使在村里结婚，彩礼也要“两三万”。

　　媒体报道后，很多女人打电话到“老鸭村”村支部打听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很多跑到村里来了，50岁的女人，25岁的女人也找过来，我介绍了下就把她打发走了，有几个在村里呆了好几天。还有一个美国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车来了，跟我说要到越南带一批女人过来，我干脆不理她。”熊寿青说，报道出来后的两个月，他“每天都接到电话，影响很大！”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行为。

　　对于这些外地来访的女人，老鸭村村民有了很强的警惕心：“来做什么，骗子呗……”“她们不可能待下来，还有25岁的……”“有两个女人跑来看我，我当时在外面干活，没有见面，为什么？你说谁敢相信啊……”

　　“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熊寿青说，来村子里的这些女人，最长的在村里呆了13天——“就是到金家富家里的那个”。

　　1月6日，记者刚到老鸭村时，遇到六十岁的村民王军，他一边介绍村里的“光棍”，一边上下打量着记者，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而七十多岁的金声旺，听说记者要找汪诚志时，热心地告诉记者：“汪诚志不好，我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和你般配的。”

　　当大家都关注外来女人时，44岁的“光棍”姚国富，谈了半年多的女朋友“跑了”。“她去外面打工，还把我手机拉入黑名单，我打她电话也打不通了。”姚国富看着天花板说，他原本打算搬进新房就结婚的——那是一栋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平房。

　　村外

　　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看来，“光棍村”历来就有，以前主要受贫穷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至少100万的女性婴儿少出生，经过这几十年的积累，贫穷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增加许多。”彭希哲说，人口性别失衡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一直存在。

　　“光棍”这一群体，长期缺乏配偶照料和关爱，生理上缺乏满足的途径，成为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到外面打工，可能会比在村里好（找对象）一点。”翟振武说。

　　在老鸭村，1600多人中大约有20%的人外出务工。六年前，汪诚兴离开了老鸭村，来到浙江临安市青山镇打工。“刚来的时候，这周边都是农田。”坐在一栋崭新的玻璃房里，汪诚兴看着外边修剪过的花木说。

　　他是这栋大楼的保安负责人，但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一点。“做保安最好的年纪是二十多岁，很多地方都需要形象岗，工资有三四千块钱一个月。”37岁的汪诚兴突然摊开双手，接着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混成这样。”

　　因为家里穷，也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后，汪成兴辍学到安徽桐城县待了大半年，“去我大哥那里玩。”2000年时，老鸭村村小原来的老师走了，汪诚兴成为那里的代课老师。

　　“开始300块钱一个月，后来500块钱一个月……”那时，学生数量已经很少了，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人，有个别学生只比汪诚兴小几岁。

　　汪诚兴赶上了21世纪初的“撤并村小潮”，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大调整，很多村小消失。2007年，他所在的学校也撤销了。

　　汪诚兴离开了家乡，来到四哥汪诚东所在的浙江临安市打工，希望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此前在村里教书的六七年间，他没有谈过一个女朋友。“年纪相仿的都出去打工结婚了，年纪小的不少都是我的学生。”离开“老鸭村”时，他已经超过二十八岁。

　　一开始在工厂做工，汪诚兴感觉受到歧视，“好的岗位都给了本地人”，他又进了一家保安公司。

　　“当地人认为保安是老头儿做的工作，年轻人做保安都是因为平时比较懒。”汪诚兴说，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么。他喜欢安稳的生活，当上一家待过的保安公司提出将他派往杭州时，他拒绝并辞了职，“哥哥在临安这边，我想我们都是‘光棍’，如果分开了，不知道有什么动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