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老先生总是坐在陋室书房接待他们。老人淡泊名利，仅9平方米的书房和几十年前一样，简单质朴。旧书桌起了裂缝，就用胶带补一补；角落里的小沙发，更是20年都没变。自从妻子张允和去世后，他不愿意去卧室，累了就在这张小沙发上躺一躺。

　　困了就眯一会儿，醒了就继续看书，不分白天黑夜。

　　郑勇记得，每次去拜访，老人总会向大家连连作揖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脸上露出如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家里养着可爱的小金鱼，冰箱上贴着卡通贴纸……在晚辈们眼里，他就是一个“老天真”。

　　曾是邹韬奋的同学 寄语三联80周年“历久弥新”

　　郑勇最后一次去拜访周老是在2015年。当时，老人已经110岁，神志仍然清醒，说话也还清晰，只是思考和表达能力已经不如从前，写作的事也慢慢放下了。

　　他还记得，2012年他和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一起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此时他已是106岁高龄。当时正值三联书店创建80周年。老人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和三联的渊源——他与三联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曾是圣约翰大学时期的同学。

　　郑勇和李昕小心翼翼提出，是否能请周有光老先生为三联八十周年店庆写寄语？周老爽快答应。“他拿出一只红色圆珠笔，找到一张小纸片，信笔写下‘历久弥新’四个字。老人思维非常敏捷，没有任何停顿思考。”郑勇回忆说。

　　与无数风云人物有过际会，周老淡泊名利从不以此炫耀。在作品中，也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因此，这些交集并不为人所知。然而，人们从这只言片语中的发现，已经足够惊人了。

　　和爱因斯坦聊天就像“拉家常” 同溥仪做过“饭友”

　　在《晚年所思》一书中，人们会发现，周有光先生与胡适、爱因斯坦、邹韬奋、徐志摩、赵元任、老舍、周恩来、陈毅等人都有过交集。

　　周有光先生认识爱因斯坦，当时是普林斯顿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当时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周老在书中这样回忆他和爱因斯坦的见面：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困难时期，周有光是政协委员，但家里有母亲、孩子和几个保姆，粮票不够用。听说政协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他就经常带着夫人一起去政协吃饭。很滑稽的是，他们每天碰到溥仪，因为皇帝的粮票也不够。周有光就天天和溥仪一起吃饭，两人同坐一张桌子。

　　这些事情，周老全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编辑过周老的多部著作，令郑勇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和学者本色。他在语言学、文字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化繁为简，开奖，治学非常严谨。”

　　从清朝、民国、新中国一路走来，周有光先生历经百年风云沧桑，学贯中西古今，让他看到了更为壮阔的世界图景。2008年以来，他的思想和著述日益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他的人文学者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心怀世界格局，深入了解不同的社会文明体系、不同的宗教系统，又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周有光先生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期。二者相互融入吸收。正在世界传播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国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