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我国民间有自诊自疗疾病的传统，有些做法可能也管用，但随意对待疾病的现象也很普遍，尤其对癌症等难治疾病，更是在“死马当做活马医”等心理驱使下，经常出现一些自创的治疗手段。自制药物救母虽然很励志，其实也很冒失，即使偶有效果也不值得提倡。

　　2011年母亲罹患癌症，走遍了多家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25岁的辽宁小伙敖宁决心“赌一把”，他上网查阅论文，调取资料，买药品原材料，自己制药给母亲治病……他奇迹般地两次将身临险境的母亲救了回来，但与此同时，母亲也因药物反应而双眼失明。

　　这个儿子自配抗癌药救母的故事，不仅极富传奇性，而且从孝道的角度看也非常感人。但不能不说，这种自配抗癌药救人又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和副作用，即便取得一定的成功，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侥幸成分，并没有太大的可效仿价值。敖宁自己也承认，用药面临很大风险，“我并不推崇这样的方法，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而在法律层面，这种自配抗癌药，同样也面临明显的法律风险，很可能涉嫌违法。如要自配抗癌药，就须先买原料药，而依据现行法律，未经批准使用的原料药，应认定为“假药”——《药品管理法》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药，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开奖，按假药论处。

　　一方面，“自配抗癌药救母”的故事感人至深，在伦理亲情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这种自配药做法不具有太大的可行性，而且蕴含着各种不测的风险。如此矛盾的现实，究竟见证、折射了医药领域怎样的尴尬困境？

　　首先我们看到，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研发能力和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像针对癌症这样的大病疗效好的原创药品十分匮乏。统计显示，我国目前有4700家制药企业，绝大多数企业小而散，atv，基本不具有研发能力，中国仿制药比例高达96%。2013年，全球前十强药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达到17.8%，而国内前十强药企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1%，两者差距十分明显。

　　其次，无论国内新药，还是国外进口新药，目前我国都存在审批过程过于漫长，“等不起”的尴尬困境。医药专家介绍，新药审批在美国需要20个月左右，在日本需要21个月，我国的新药审评审批速度太慢，一个药批下来往往需要5年到10年。而受制于这种漫长的审批，无论国内新药的研发，还是国外新药的进口，都面临着很大的阻滞。

　　再次，面对许多疗效好而价格十分昂贵的国外新药，不少患者也面临着无法报销、“吃不起”的尴尬。我国医保报销目录上“按价限药”执行很严，很多疗效较好的贵重药、进口药都不能报销。这种背景下，患者因无法报销而“吃不起”，但为了救命而“赌一把”式自配抗癌药现象就在所难免，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示范效应。

　　自配抗癌药更大的风险，还在于示范了一种对待疾病的随意态度。我国民间有自诊自疗疾病的传统，有些做法可能也管用，但随意对待疾病的现象也很普遍，尤其对癌症等难治疾病，更是在“死马当做活马医”等心理驱使下，经常出现一些自创的治疗手段，比如服用各种未经证实的偏方、暴晒或火烤癌细胞、服用毒性很强的药物来“以毒攻毒”等。这些做法与自制药品治癌一样，都是随意对待疾病的行为。

　　法治社会，自诊自疗也应纳入约束和监管。假如自诊自疗局限在合法合理的范围，通过食疗或经典的民间疗法等方式来实施，这样的自主权理应得到尊重。但自诊自疗若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不仅性质会发生改变，风险也会陡增。自配抗癌药救母就超出了这个范畴，属于滥用诊疗自主权，这样“赌一把”，自制药物救母虽然很励志，其实也很冒失，即使偶有效果也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