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呼吸都是疼痛的。”在贝弗利山庄长大的杰夫·德莱斯回忆。他的母亲是维权组织“驱除雾霾”的成员，数次戴着防毒面具带他去集会抗议，呼吁政客采取行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洛杉矶的好莱坞人，则让这场反雾霾的战争多了一些戏谑色彩。

　　商店向游客兜售标价35美分的“雾霾罐头”，散发景色模糊不清的“雾霾明信片”。1964年，大使酒店举办盛大“庆典”，在灰蒙蒙的蛋糕表面插一面骷髅旗，为雾霾庆祝21岁“生日”。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能引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进而导致肺部永久性损坏，雾霾频发地区的儿童哮喘发病率高达14%。雾霾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越来越清晰，愤怒的中产阶级母亲最先坐不住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锁在家里，取消一切室外活动。

　　196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一个清洁空气法案，两年后出台首个国家汽车排放标准。1966年，加州公路巡警开始在路边随机检查汽车排放设备。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发起游行，抗议空气污染。这一天，后来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燃油品质，成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

　　1970年，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强制要求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排气装置安装三元催化器，将有毒的尾气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等物质，环保部门每隔5年都会提升空气质量标准。

　　加州淘汰了大量发动机低效的汽车、重型卡车、摩托艇和割草机，炼油厂、发电厂、钢铁厂也开始执行新的环保规范，公众健康是第一目标。

　　作为第一个正式向雾霾宣战的美国城市，洛杉矶用了半个多世纪打赢了这一仗。伦敦摆脱空气中令人作呕的臭鸡蛋味儿，花了整整30年。

　　1956年，英国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开奖，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设立无烟区，将重污染企业迁往郊外。

　　在80年代初大规模开采北海油气田、用大量清洁能源取代煤炭之前，伦敦又数次被致命雾霾“光顾”，但再没有发生过1952年那样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洛杉矶和伦敦的治理经验，引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2015年，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说服市议会在2020年之前禁止柴油车上路，发展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这与巴黎人的健康利害攸关”。1997年以来，该市已采取4次单双号限行、公共交通免费的“紧急措施”。

　　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当局建议在雾霾天减少私家车出行和户外运动。维也纳、柏林和米兰不允许柴油车辆进入市中心，墨西哥城则宣布要在接下来的10年里“消灭”柴油车。

　　“留在这个毒气室中，人们只能等死”

　　过去几十年来，家住加州西南部的玛利亚·古格尔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窗户上发现一层厚厚的灰。但最近几年，蓝天白云成了她最熟悉的场景，上小学时患有哮喘的儿子也不再频繁抱怨无法呼吸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洛杉矶空气质量大大改善，汽车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臭氧浓度却只有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40%。2012年，洛杉矶与汽车有关的污染物水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减少了98%。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更清洁的空气让洛杉矶儿童的平均肺活量大幅增加，肺功能异常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随着空气质量标准提高，现在，加州仍是全美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尽管这个“最差”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加州居民生活在超过联邦标准的污染物中，每年有9600人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

　　伦敦的空气质量问题也没有消失。占伦敦道路交通超过三分之一的柴油车，让PM2.5和二氧化氮成了新的健康“杀手”，后者可能造成每年5900人过早死亡。

　　洛杉矶高速公路上有专设的拼车车道，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获得不菲的政府补贴。伦敦街头出现了1200多辆混合动力巴士，世界上首批零排放的双层巴士和纯电动出租车也将很快面世。

　　不久前，印度环境污染控制局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德里的空气污染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更严重，呼吸这样的空气和每天吸40支烟一样危险。

　　为此，当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保护居民：所有工厂暂时停工5天，发电厂关闭10天，暂时关闭1800所公立学校，限制私家车上路。德里市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健康指南，建议市民用自来水洗眼睛，用温水漱口，出现呼吸困难、头晕眼花、胸痛的情况要尽快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