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利：我觉得我遭受了伤害。尽管蔡洋被判刑后，我收到了52万元的补偿金。但我觉得这远不能弥补我的伤害。于是，我提出了将近500万元的理赔条件，其中包括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等。

　　封面新闻：条件提出后，政府如何回应？

　　李建利：没有回应。难道我的这件事，处理起来真的那么难吗？四年了，怎么就不能给一个答案呢？这样把我拖着，你说，是不是行政不作为？

　　后记

　　伤害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

　　封面新闻记者拜访李建利的时间，是12月25日下午。因为怕打扰李建利休息，采访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内。“之前有记者来，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把他给累得够呛。”妻子王菊玲说。

　　离开医院，妻子王菊玲又带着李建利在病房里踱步。只能走几分钟，李建利就得倒靠在病床上。他们的家，距离医院大概10公里，何时回家，这对夫妻没有答案。

　　李建利及家人很想回到横祸之前的幸福生活，可是，残酷现实告诉他们：永远住在医院，或许是最好选择，因为他们怕，死神随时把李建利带走。

　　“在医院，但凡有个什么闪失，还能喊医生。而回家了，我喊谁去……”李建利妻子王菊玲说，可是，住在医院，有家不能回，谁又真心愿意呢？不过，还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王菊玲今年也有50多岁了。随着一天天变老，她照顾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吃力。“要问我伤害何时不再有，可能真的只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王菊玲说。

　　韩宠光，2012年9月15日的组织者，也是将李建利抬上出租车的那个人。时至今日，他依然会记得那天，在混乱的人群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问他的那个问题。

　　“他说叔叔叔，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他不光问的是我一个人，他问的是这个社会，问的是这个体制的管理者，和那些游行的围观者、参与者，打人的和那些看热闹的，呐喊的，助威的等等的，录像的，问的是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