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宿舍地处偏远，厂里人上班都乘班车前往7、8公里外的厂区。每天上午9点后，钱仁风常常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区。她觉得周边太过安静，最吵闹时是台风天雨打芭蕉的声音。

　　她几乎很少去大岗镇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望着院子里的桉树、棕榈发呆。她撒了一把香菜籽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了嫩芽，她就自己到院边找烧过的树叶做肥。

　　没见到母亲成了一生的痛

　　一个人的时候，钱仁风总是会想起牢狱生活。

　　自2003年1月17日收监入狱，钱仁风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和狱中任何服刑人员或狱警讲过自己的事情，“我很迷茫，（刚进去）看到警察就很恐惧，也不敢相信任何人。”提及那段日子，钱仁风说，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遇事，她谨防自己太过喜悦。哪怕是出狱当天，她都用“我好像能出去了”告知朋友。她怕乐极生悲，自己难以承受急坠直下的结果。“遇到事情，好的坏的都要想。还是不要高兴太早，万一有不好的消息呢？”

　　申诉的念头始终没断过，2007年钱仁风开始在狱中一遍遍写申诉状。她让信任的警官帮着检查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有时候我写的是云南方言，都得让她们帮我指出来。”

　　2010年4月9日，这个日子被钱仁风清晰地记着，她在狱中见到了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终于有人相信我愿意帮我了”，她第一次主动要求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联系律师。父亲为了筹集相关费用，卖了家里养了多年的黑牛。

　　钱仁风说，在监狱，她记挂着父母，想着家人。

　　2002年离家出门打工时，母亲倚在门边目送她远去的眼神，成了钱仁风最后的记忆。 去年年初，母亲在电话里反复问钱仁风什么时候能回家，仍在申诉的钱仁风不知归期。“她说她怕自己等不到我了。”钱仁风不知道，此时74岁的母亲罹患胃癌，输液都找不到血管。去年4月，母亲离世，距离钱仁风无罪获释不到8个月。这成了钱仁风一生的痛。

　　2015年12月，钱仁风无罪获释。她换上了大红色的棉袄，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在鞭炮声中，她跟父亲一起到母亲坟前烧纸、磕头，对着冰冷的墓碑跟母亲道着平安。

　　提起男友羞涩地笑了

　　与社会脱节多年，钱仁风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

　　刚进厂时，她停不下来，下班后还在做事，进厨房把不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她急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

　　守纪律、太过于正直，有时不够通融。这是多位工友对钱仁风的评价。前去各个宿舍抄电表水表，钱仁风看到谁的寝室没收拾规整，就用手机拍了图，直接发到了公司微信大群。

　　10月19日中午，钱仁风照例在厨房帮忙。职工饭菜做好被送上开往工厂区的餐车后，厨房里只有钱仁风一个人在扫地、冲洗。半小时后，完成工作的她找不到自己提前盛好的饭菜。“可能有谁没吃饭拿走了。”钱仁风说，最后，她在蒸锅里找到5截2厘米长的玉米段，成了她当天的午餐。

　　也有人劝钱仁风回云南老家。

　　早在今年初去广州前，她的代理律师杨柱就帮她设计了人生道路：在昆明买套房子，以后开出租车。

　　对律师的建议，钱仁风很纠结，她并不想在昆明买房生活，“昆明是我的伤心之地，我就是讨厌那个地方，太多不公平。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可随着75岁的父亲年事渐高，钱仁风想把十几年里相欠的父女情补回来。她进退难定，“只要不在云南，除了广州，其他近一些的地方也可以。”

　　10多年青春一晃而过，31岁的她自卑地在意自己的年龄。

　　两人一间的寝室，钱仁风打扫的整洁清爽。粉色枕头、紫色床单，还有只一米高的黄色毛绒熊。“这是我男朋友在网上买的”，提起男友，钱仁风羞涩地笑了，这是她鲜有显露笑容的时候。

　　和男朋友恋爱不到半年，两人一周甚至见不了一次面。云南的父亲想让她快点儿成家，在普遍25岁前就结婚生子的村镇上，钱仁风的年龄已经超出太多。“我现在好害怕一下子进入婚姻生活，可身边人都希望我赶快结婚。”钱仁风有时在想，如果自己没有入狱，她应该会谈场多年的恋爱。

　　国家赔偿

　　出狱后，各种采访接踵而来。她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以后有什么打算？起初，她回答要学电脑、学开车，可电脑究竟学什么她没有方向，自己又是个路痴。“我真的不知道了，先过一天是一天。”钱仁风说。

　　无罪释放后，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提出约955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