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P2P借贷平台还促成了一个双向剥削的局面。和其他“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劳工一样，放高利贷的个人缺乏专业的训练、稳定的收入。这些“流动的”债主剥削着债户，同时也被平台剥削。平台与用户不构成雇佣关系，也不给放贷者发工资，却从免费劳动力中获利，这也印证Web2.0时代的特征。此外，“借贷宝”甚至成立了催贷公司，为债主提供追债服务——在它不承担风险的同时，又开发出了另一条收入途径——这就更脱不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主义嫌疑。

　　作为负债化主体的大学生

　　诚然，威胁借款人将裸照传给家人，这一招十分有效。一方面，向陌生人暴露身体以换取金钱的做法为大多数家庭所不耻；另一方面，从披露的消息来看，部分女生急于用钱是出于堕胎等受到争议的理由。然而，从事件发生后的大众舆论来看，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借款人，说这些女孩“缺乏道德”、“不知廉耻”，压力就转移到负债者一侧，却没有看到事件背后机制性的原因。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今社会“负债化的主体”（indebted subjective）已然成为我们主体的形象之一，同时债务弱化了主体性的潜能，让人在内疚感和痛苦中孤立无援。总之，债务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编织出围绕它的道德和权力网络。在剥削关系的巨大面纱下，凭借“裸条”借款的年轻女孩和贷款买房的中产阶级是相似的。只有不停地借钱还钱，人的生活才有目的性。大学生为了还助学贷款，必须在毕业后立即开始工作；离开工作岗位也成了高风险行为，因为很可能下个月的房贷就还不上了。负债者没有了可供实现的个人价值，他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奋斗目标都被纳入借-还款的循环结构中。

　　在旺盛的借贷需求中，形态各异的金融借贷平台应运而生。像“借贷宝”这样的平台创立之初，恐怕没有人料想到“裸条”会出现，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整个复杂系统自我生成的意外状况，女孩的裸照比中产者的银行还款单更“迷人”。媒体不断暗示女孩们急需用钱的原因——尽管只是一小部分人借款的原因，“堕胎”二字仍被反复提及。在点击率的压力下，媒体和平台在资本的流动中维持着合谋的关系，造成的结果便是使责任个人化，权力无孔不入的机构或互联网大平台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被豁免了，同时被忽视的还有塑造了作为负债化主体的大学生的社会基础。

　　和那些旨在让青少年戒除网瘾的学校思路相同，直播，“借贷宝”渗透到家庭中，并利用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力结构）开发出经济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一名在上海读大学的贫困生没有固定收入，父母的年收入也只有万余元，家乡的收入和消费不到上海的五分之一，家庭根本无法承担她在上海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她通过非常规途径借了两万元高利贷却无力偿还。国家助学贷款也有名额和金额限制，只有大约两成本科生有条件申请到每年6000元的20年期贷款，这点钱对许多在一线城市就读的贫困生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地区发展不均的局面事实上阻隔了下一代的跨区域流动，加之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失衡，地区经济差距也日益加深。

　　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小额借贷业务由来已久，在大学校园里也常常能见到高利贷的小广告。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承担着社会的期望，却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金融信用，因此通过传统途径很难贷到款。在政府职能空缺而市场不够规范的情况下，许多银行开始向学生发放信用卡。由于这些学生并无超前消费和还款能力，这一业务引发了诸多问题，政策终于在2009年正式收紧。在此背景下，线上线下各式各样缺乏保障的借贷业务瞄准了大学生市场。

　　裸照泄露事件除了体现出市场的粗暴与不规范，以及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局限性之外，也作为一种症候，表征出当今社会“负债化的主体”。“裸条”事件中受害的女大学生，便是整个市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