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几种审核互为因果”，这给“各个部门相互推脱”带来了空间，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新宇对澎湃新闻表示，“大家都不想先动手，这就是‘理想’和‘落地’间的落差” 。

　　校园“裸贷”需要官方给予更多重视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此次泄露的10G“大学生裸条”照片、视频，从学校来看，共计28人的学校信息被泄露，涉及25所院校，其中有3所为民办院校，10所为高职或专科院校，剩余多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师范学校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了“重灾区”。

　　2016年5月，教育部和银监会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大不良网络借贷监管力度，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密切关注网络借贷业务在校园内拓展情况。

　　朱政认为，“就校园贷来说，能监管到的就是银监会和公安部。”但他同时指出，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操作不便。“银监会如果有明确的规范出来，公安部门介入的力度就可以更大一点。”

　　就校园贷“裸条”等恶性事件，朱政认为有关部门应当进行一个专项调查。“单个事件是很难处理的，公安部门很难介入，应该由行政部门牵头，把所有这类事件集中起来作为一个现象来调查。”

　　此外，澎湃新闻观察到，为应对今年校园贷乱象频发的状况，年内，广州、上海、深圳等地的互联网金融协会，都发布了有关规范校园网贷的通知或倡议。

　　对此，付健称：“互联网金融协会只是一种民间组织，它是没有强制力的，也不能算是监管，最多只能起到提醒和告知的作用。”

　　今年8月，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重庆市校园网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的通知》，要求相关机构在开展校园网贷业务时应严格执行“八个不得”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知要求，网贷机构向学生放贷，必须经家长书面同意。

　　“这个通知是行政管理部门发出的正式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其约束力比组织内部的约束力更强。”左胜高称，“但下了药能不能作用到患处，这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

　　对于不断涌现出的“裸条”受害者，律师们同时提醒，“裸条”还存在着更多潜在风险。

　　付健指出，一旦“裸条“泄露，当事人维权相当困难。“首先她们觉得这个事很不光彩，不敢跟家人、朋友说；其次，律师费等等的维权成本又太高。”

　　刘新宇认为，“随着事情的发酵，犯罪有可能扩大。”他指出，如果有人将“裸条”照片和视频下载并传播，就可能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犯罪主体就不仅限于借款交易双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