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事、守规矩。”多年后，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郑成月走访其工厂的车间主任，在他口中，聂树斌仍然是个沉默、老实的年轻人。

　　“师傅指哪儿打哪儿，”聂卫军与聂树斌被分在同一个车间，对聂树斌的沉默和老实印象深刻。

　　聂卫军每天喊着聂树斌上下班。那时，他们每月挣300多元，最羡慕厂里开大车的司机，想去哪儿去哪儿，“像旅游一样”，汽车司机的收入也是少有的能上千元的职业。

　　聂树斌工作后不久，父亲聂学生换掉了聂树斌骑了几年的“破车子”，花400块钱，给儿子买了辆新山地车。

　　那辆蓝色山地车，成了聂树斌短暂生命中拥有过的最让人羡慕的物件。仵增光仍能记起同伴们的“新奇”。他们争着骑他的车，“我们都是三八杠。”

　　那辆蓝色山地车，也成了聂树斌命运的拐点。就在仵增光跟聂树斌肩并肩在地里掰玉米的夏天过后，聂树斌连同那辆自行车，一起被带走了。

　　20年后，代理律师李树亭第一次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抓获聂树斌，那辆山地车是关键证据之一。

　　1994年8月10日上午，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

　　李树亭查阅卷宗时，上面写道：当时“群众反映有一个骑蓝自行车的人下班时候偷看女的上厕所”，以及“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

　　骑着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在那期间，恰恰出现在那一带。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儿子被捕后，聂学生拍着桌子喊“不可能”。他一遍遍猜想一个场景：面对警察“是不是你干的”的审问，口吃的儿子艰难反驳，“不，不，不是。”

　　在聂卫军、仵增光的记忆中，封闭、严肃的社会环境，使得同龄的孩子大都本分守己。聂树斌“沉默”、“胆小”，并没有任何盗窃和流氓行为。这些观点，后来成为证言，被附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的辩护意见中。

　　看守所门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往监狱里送食物。聂学生半月去一次，一个月20块钱的奖金，分两次买成方便面和火腿肠，托小卖部工作人员捎给聂树斌。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向聂学生感叹，别人该吃吃该喝喝，唯独你儿子真是蹲监狱：“蹲在那儿，垂着头”。

　　30多里地，聂学生跑了不到一年，儿子就没了。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8日，聂学生想着五一后天气转暖，他骑车去给儿子送换洗的单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愣了：“你没看电视？”

　　聂学生家里收不到石家庄电视台，atv直播，他那时并不知道，二审判决两天后，聂树斌已被执行枪决。

　　要把聂树斌写进村志

　　儿子的死一度击垮了聂学生。

　　按照当时工厂的规定，适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进厂工作。与聂树斌同龄的年轻人被分进聂学生的车间，“每天看着别人的孩子，听着背后的指点”，聂学生在半年后，吞下一整瓶安眠药。

　　死里逃生后，他又经历3次脑血栓。聂学生现在只能拄着拐杖，右脚向前挪半步，左脚被硬拖上半步行走。

　　自杀未遂后，聂学生下定决心“要活到树斌清白的那一天”。他每天背着“强奸、杀人犯父亲”的名号，在村里小路上一步步“拖着身体”锻炼。

　　张焕枝则开始向检察院、法院“讨依据”。

　　2005年，曾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真凶。此时，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近10年。

　　2007年起，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

　　其后，漫长的申诉再审中，聂树斌成为媒体、律师、法学专家屡屡提及的名字。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异地复查，也开创了异地复查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