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聂树斌被葛某某批评的日期不能确定是1994年8月5日。聂树斌供述的作案日期是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或次日，查清聂树斌被批评的具体日期至关重要。聂树斌在侦查阶段多次供称，虽然记不清8月初上班的具体日期，但确定8月初歇了两天没去上班，第三天去上班被葛某某批评，是在被批评的当日或次日作案；葛某某证实，1994年8月3日聂树斌是上班的，4日没有上班，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聂树斌来上班时被其批评，聂树斌一气之下离开单位;办案机关调取的出勤证明证实，8月4日至11日聂树斌未到厂上班，印证了聂树斌8月3日是上班的。因此，聂树斌所供的歇了两天没上班应当是8月4日、5日，而第三天到单位被葛某某批评则应当是8月6日。如果聂树斌是被批评的当日作案，应当是8月6日；如果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应当是8月7日。原审认定聂树斌8月5日作案，与在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

　　3.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原审卷宗内侯某某的两份证言均称，其妻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中午1点差5分离家上班，后未再见面。而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侯某某多次称，当年他的证言中有关与其妻最后见面的时间肯定不对，他8月5日晚上11时许还与其妻见了最后一面。经查，侯某某在原审卷宗内的两份证言分别形成于1994年10月1日、10月27日，第一份证言询问人不明，第二份证言系在预审阶段作出，此前的证言全部缺失，严重影响这两份证言的证明力。现其证言又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

　　综上，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作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质疑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聂树斌关于作案时间的供述前后存在多次反复，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有意隐匿考勤表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七、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

　　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1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上述事实不能认定，该花上衣根本不存在；检察机关提出，花上衣来源不清，现场提取的花上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上衣是否同一存疑，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动机不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聂树斌供述偷取一件破旧短小的女式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根据聂树斌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聂树斌骑的是价值四百余元的山地车，月工资有几百元，并不缺吃少穿，衬衣就有多件。平时除了上班有些散漫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树斌此前有过偷盗等劣迹，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显然不适合聂树斌穿着，故聂树斌所供偷拿该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

　　2.花上衣的来源不清。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一是花上衣是否系梁某所丢，没有得到梁某证言的证实。卷内仅有聂树斌供述其从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拿了一件花上衣，但梁某称其捡垃圾、拾废品多年，捡回来的东西没有数，丢没丢也说不清楚。因此，梁某对是否有过、丢过该件花上衣不能确定。二是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不一，有多种说法，不能确定，甚至在改变了此前所供的偷衣地点并作出解释之后，再次供述又出现反复，不合常理。三是聂树斌所供偷衣地点与梁某证言存在矛盾。梁某证实其捡来的衣物均放在道边晾晒，而聂树斌多次供称是从三轮车上偷取的衣服，并在绘制的方位图上标注了“偷拿衣服处的三轮车”，二者明显不符。四是聂树斌供述存在随梁某证言改变供述内容的情形。梁某9月29日作出捡来的衣物均在道边晾晒的证言之后，聂树斌10月1日供述的偷衣地点即从三轮车上改为垃圾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