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对办案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经审查原审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讯问聂树斌的材料、一审开庭笔录、原审辩护人的有关证言以及原办案人员的解释，没有发现原办案人员在制作这些笔录时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

　　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四、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原审卷宗显示，康某1丈夫侯某某、同事余某某在康某1失踪前曾与其见面，康某1失踪后还参与寻找，余某某和康某2最先发现了康某1的衣物。但是，从1994年8月11日发现康某1尸体到同年9月底聂树斌认罪，即从案发到破案，其间50天内办案机关收集的这些重要证人的证言，无一入卷，全部缺失。卷内显示，直到1994年10月1日才出现侯某某的首次证言，10月11日和10月21日才首次出现康某1同事王某某、余某某的证言。这些本应是破案重要线索的证人证言，却出现在聂树斌认罪并破案之后。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隐匿了这些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证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多名证人证明案发之后50天内，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过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证人余某某证实，找到康某1的尸体后，办案机关立即进驻康某1所在工厂，全面开展调查工作；1994年10月21日之前，办案人员曾多次找其取证，并作了记录。证人侯某某证实，在1994年10月1日之前，办案人员不止一次找过他，每次都有询问笔录，且明确说办案人员第一次对其询问是在其租住地孔寨村，而非首次询问笔录显示的留营派出所。

　　2.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案发之后即作了询问证人笔录。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十多名原办案人员接受询问时证实，发现康某1尸体后立即分成多个工作小组，同时展开调查摸排，有的小组专门进驻死者单位。摸排范围包括被害人单位职工、现场附近两个村庄村民以及方圆数公里范围内的外来民工等相关人员。当时对康某1亲友和同事都进行了调查询问，询问内容包括死者何时上下班、何时失踪、最后见面的是何人等等。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对康某1亲友及同事这些重要证人的询问，肯定制作了笔录。此外，相关报道反映，案发之后办案机关即开展了大量调查摸排工作。据《青纱帐迷案》一文记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1994年8月11日即成立专案组，迅速展开侦破工作，办案人员“奔波于工厂、农村、居民区和田间地头认真调查访问，先后调查访问群众上千人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细致工作，终于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3.原办案人员对案发之后前50天内相关证人证言缺失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就原审卷宗内为何没有这50天的证人证言，询问了多名原办案人员，他们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时摸排大多用笔记本记录，破案需要的材料才会整理，不需要就不整理，没有入卷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办案习惯是侦查卷宗不装订，先送给预审科去挑，没有用的预审科就剔出去，这些证人证言可能被预审科当作没有用的剔除了,入了副卷，副卷后来搬家时丢失。这些解释对于一般的摸排对象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对于询问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证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办案规范和惯常做法。首先，侯某某、余某某是本案重要证人，对其询问应当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范制作笔录入卷，并随案移送。其次，侯某某、余某某等人在案发之后前50天所作的证言，是初始证言，开奖，是确定被害人遇害时间和被告人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依据，是侦破本案的重要线索。即使当时有将材料送预审科挑选的做法，对于这些重要的证人证言也不应当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