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到的指标，让聂学生悲喜交加。当时，聂学生又被车间派为老职工代表，领着一批新来的孩子干活——他们基本与聂树斌同岁，都是“顶班”上来的。

　　“这一堆年轻孩子，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聂学生回到家，和张焕枝讲起车间的事情，说一堆年轻孩子们打打闹闹，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他接受不了那个打击，我能理解他，”张焕枝的眼眶湿润了，她低下头剥豆角，平复了片刻情绪，“如果见不到年轻人，或许还能好一点。”

　　偏瘫后，聂学生花了两三年时间重新学会走路。起初，他慢慢坚持着从床上坐起来，后来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他让老伴给他缝了两个30斤的沙袋，一手提一个，在院子里一步一挪，练了半年，“站不住就靠着炕、靠着桌子，今天站十分钟，明天站十五分钟，一定要争口气，给儿子讨个清白。”

　　过去的多年中，聂学生遭到村里人的白眼，说他“断子绝孙”，教育自家孩子“不听话就拉出去枪毙”。前几年，聂家院子木头窗户都变形了，门也关不严，聂学生想把窗户换成铝合金的，村里人就和他说：“你们这房以后谁要啊，闹啥了闹，atv，没必要了。”

　　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母亲张焕枝。

　　“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聂家院子当中长着一颗老香椿树，树叶已经遮蔽了大半个院子，几只杂色母鸡在西边围墙下的笼子里咕咕咕——除了逐渐长高的树木和繁衍的动物，聂树斌死后，这个院子就再也没有变过模样。

　　如今，聂树斌曾住的东屋成了仓库，裸露的水泥地上放着瓶食用油、几双聂学生的鞋子，还有很多蔬菜、水果、几张低矮的桌椅板凳。老两口在院子里穿梭忙碌，东屋的门也不曾开过几回，门上的一把大锁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时间，让聂家人慢慢接受了现实。“我们可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就和老伴就这么孤孤单单的，都习惯了。”张焕枝边做事边说。

　　聂家还有一片自己的地，一到时节，张焕枝就种上应季的蔬菜、水果。现在能困扰她的，大多是地里的鸟儿，“看看，它们把菜都吃了”。

　　聂家地里种着些蔬菜，能满足老两口基本的需求。下聂庄村头开着家小店，出于节俭，张焕枝偶尔才去买点肉，给家里添几道荤菜。聂学生也习惯了，“我们就属于自给自足，你看，小麦、蔬菜都有。吃着新鲜，不打农药，对身体好。”

　　聂家还养了一群母鸡、一只白羽公鸡、一只乌鸡、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猫、一条叫“小黄”的土狗——它被拴在聂家院子外墙边上，看到陌生人路过自家院子，就直起身子“汪汪”吠叫起来。

　　“小黄，乱咬人，不听话，我不叫咬，它不听。”聂学生笑笑。他爱和它们说话，早上起来喂鸡、下午喂狗，牵着狗溜一圈，“都是喂自个儿娃，它们能做个伴儿。”

　　聂学生偏瘫稍微恢复之后，就对养生颇为重视。吃完饭，聂学生又从左边裤兜里摸出3颗干枣。“每天吃三个枣，对身体好。人都是这样。高兴都是自找的，不高兴也是自找的。特别是年纪大了，活一天多一天赚头，想别的没用。”

　　这是聂学生经历了多年病痛折磨后的亲身感受。张焕枝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臂式电子血压计。聂学生、张焕枝都患有高血压，需终身服药，聂家随处可见吃完的药瓶、药盒。聂学生语重心长，重复了多次：“身体、健康最重要，想儿子也不顶事儿了，咱都是这个命”。

　　这一天，聂学生的晚饭是煮方便面。他坐在院子的四角矮凳上，一口比人脸还大一圈的铝制盆里盛了不到半盆面，地上一口塑料盆中倒上热水，聂学生把两脚放进去，脚面搭上一把毛巾，一边泡脚，一边吃面。

　　“喵……喵”，一只白猫翻过西墙进了院子，走到聂学生身旁，聂学生把面嚼一嚼，吐到手里放在地上，喂猫。白猫不挑食，不一会儿就把面条吃光了。没吃饱，白猫又抬头叫唤。

　　“这些小动物就吃一点，也不浪费”，聂学生边吃边说，“养它们，就是一个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