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过那么多，就是单纯想出来。”小韦回忆道，当初离开学校时，他并没有想过打工自食其力，只是觉得趁年轻出去闯闯、见见世面，比在家里呆着要好。

　　在关岭县，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并不多。李娜告诉记者，今年6月，毕业班500多名学生，只有200多个考上了高中。

　　“要是能考到全省有名的安顺二中，上个好大学，差不多就有保障。”郑超说。2016年中考，安顺二中的分数线是549分，数据显示，关岭参加中考的3047名学生中，只有12.83%分数达到了500分以上。

　　这狭如一线天的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加之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无力辅导学习的爷爷奶奶生活，放弃，变成了面对学业困难时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郑超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带过“重点班”的学生。

　　而在这里，普通班，差不多就意味着“与高中无缘”。郑超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个例子，他在乡镇中学教书时，毕业年级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够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剩下的学生，都只能在辍学与去职高中选择。

　　薄弱的小学阶段教育，让初中老师的课程几乎上不下去。语文老师说，小学毕业生还分不清声母韵母，写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数学老师则说，初一一上课就蒙了，因为学生乘法除法都还算不清楚。

　　“很简单的题，100分的卷子，能考40分就算是可以交待了。”郑超说。

　　偶有清醒但乏力的学生找他谈心，不安而惶惑，“老师，人家没读书的出去打工都能赚那么多钱，我就算读完初中，又能怎样呢？”

　　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尽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服他们。“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这么漫长的人生经历，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遥远得甚至不真实。真实的是网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与游戏中的分数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点，本该是寄宿生返校的时间，北青报记者却在网吧见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边是电脑屏幕照映出来的专注，另一边则是台球桌顶灯光照耀下的雀跃。不少人背着书包，但询问起来，每一个都说自己年满十八周岁。

　　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会道德，又缺乏社会认同感。”康明说，“老师和学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书的第13年。这13年里，最让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为人师时教的学生，甚至还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这是作为一名老师隐秘的欣慰与骄傲，“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康明说。

　　康明最不想在街头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去外地，或许还意味着自谋生路，而在街头晃荡，则意味着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学生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他。街头偶遇，总是远远地躲开，或者低头不打招呼就走掉。

　　见识过世面的小韦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学点计算机技术，小刘则决定补补课，“回去就该上初二了，应该还能跟得上。”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2014年，有个家长找到郑超，求他再收下儿子。“他初一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但学籍一直保留着，现在回来直接跟初三班。”郑超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太迟了。”

　　但他还是收下了这个学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职高也行。这里一直是重庆职高的重点生源地，不少老师去重庆的职高考察过，“那边的教育至少比我们领先20年。”老师们说。某些热门专业，如汽修、计算机和服装等专业，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老师都高，这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莫不是一条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