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美工商界已经做出了选择。上个月美中贸委会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近3/4的受访美资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90%的企业在中国实现盈利，近一半的企业表示要扩大在华投资。今年前三季度，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增长21.3%，中国企业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8倍，这些数据可能比任何政治家、经济学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解读更有说服力。一句话，中美经贸合作是市场行为，根本动力在民间、在工商界。如果中美经贸合作出现大问题，那不仅是对中美经济的破坏，更会增加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都很关心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和营商环境的变化。到底如何看待和评价？我想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开放。2012年中共召开十八大，2013年7月我们就决定接受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与美国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紧接着又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制度。2013版“负面清单”有190条特别管理措施，2015版清单减少至122条，下降了36%，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最新负面清单出价中，中方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文化、互联网、汽车等美方关心的领域开放度都高于自贸试验区。相信这样的进展足以表明，中国愿意让市场越来越开放。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后，我们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的机构改革，许多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都取消了，而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保留了下来。三年多来，领导小组共召开12次会议，部署相关工作。有关部门累计组织开展150多次专项行动，共查办侵权假冒违法犯罪案件100多万件，判决7万多人。去年9月，中国公安部、海关总署分别获得国际刑警组织颁发的“打击侵权假冒杰出贡献奖”、“国际知识产权犯罪调查合作奖”，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年第一家知识产权法院就在北京挂牌成立，随后扩展至上海、广东等地。到今年10月底，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近3万件。

　　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涉外案件的比重超过20%。以此为证，中国营商环境越来越规范。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透明度。去年3月，中国修订后的《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草案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30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向社会通报。这是第一次将公开征求意见作为立法机关的法律义务，体现了中国在立法透明度方面的巨大进步。事实上，无论是颁布网络安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法律法规，还是制订药品监管、技术创新等政策，我们都充分听取包括美国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并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份。美国企业对《网络安全法》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范围不够明确”的意见，中国立法机构予以采纳，列出了具体行业。《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只允许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机构，但最终颁布的法律取消了数量限制，也是吸纳了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面意见。事实充分说明，中国政策法规透明度越来越高，营商环境越来越友好。总之，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中国能有今天的综合国力、人民福祉，得益于对外开放，对于这样已经被证明正确的基本国策，我们为什么不坚持呢?如果我们不坚持，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当然，现在中国的开放，不仅是如何引进来，还包括如何走出去。面对中国企业“选择美国”，相信美国各位州长都会举手赞成。否则，我这次来美国，州长协会可能不是组织欢迎午餐会，而是抗议集会。与此相应，中国企业能够在美国成立总商会，本身也是美国欢迎中国投资的成果。今天这个午餐会实际上是中美经贸合作给我本人以及中国代表团带来的福利，再次谢谢你们!

　　女士们，先生们！

　　合作是人类进化的最大成功。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历史上那多么政治、经济、自然危机，靠的是合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的成果。合作并不代表没有竞争，其实正是因为有了利益之争，才会为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等创造出如此多的就业机会，也才会让合作变得那么生动、那么有趣。当然，利益之争也常常让人生气。中美建交30多年的历史证明，斗可以不破，和必然两利。中美合作可以做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