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学生质疑的“轮流坐庄”的说法也曾令陈晓姗哭笑不得。“如果班上没有特别困难的学生，同时两个学生家庭情况相似，我们会考虑今年一个拿额度高一点的助学金，明年换给另一个同学。”她觉得，除了按程序评定，更需要及时和学生们沟通。现在，每次困难生认定和助学金评选结束后，除了院里公示，她都会召集相关的同学开会，解释评选的标准。

　　“很多时候，不仅是学生，包括媒体或者网友，看到的往往是结果，而且是非常片面的结果，真正了解需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和事例中。”江苏一高校教师说。

　　在同学眼中，陈倩是那种“拿着助学金的‘白富美’”——用苹果手机，脚穿名牌运动鞋。陈倩解释，手机是父亲分期付款买的，运动鞋是自己跑步锻炼身体，父亲特地给她买了一双好一点的。“这是我最贵的一双鞋，已经穿一年多了。”陈倩家中一共有6口人，奶奶患有糖尿病，姥爷因病长年住在医院，母亲失业在家，妹妹今年刚上大学，弟弟读高中。家里所有收入来源只靠在混凝土公司工作的父亲。因为父亲的工作属于工程项目，每个月的收入不固定。

　　陈倩所在学校助学金的申请程序是先递交贫困证明，上面有村里和县里民政部门的盖章，然后再填写申请表。老师会私下向同学了解申请人情况，合格后再把材料送到院里审核。

　　“可能有人看我用苹果手机，穿着名牌鞋就觉得我家条件好。但是，我家里条件不好就得穿得破烂吗？”陈倩说自己不是一味追求名牌的人，“网购的衣服每件都不超过100元，好的运动鞋也仅有那一双。只要我的东西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意，自己问心无愧。”这学年，陈倩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加上之前的1000元助学金，她解决了自己的部分学费。

　　湖南一所高校的李显婷也曾申请过国家助学金。但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班上初级评选需要上台陈述家庭状况。她是为数不多的放弃上台陈述的同学之一。“当时我没勇气上台，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但陈述与否确实影响了评选结果。”李显婷说，“刚开学，大家都不太熟。”同样没有申请上的杨馨认为，班级票选结果与台上的表现有关，但也受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影响。这次困难生评定在军训之后开展，而军训期间比较活跃的人，就容易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得票也稍高。

　　“通过组织公开演讲唱票等对困难生进行甄别，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它在无形之中建构并强化了‘贫困生、富裕生’这一分类。由于生活经验、环境，以及价值观、自尊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经济困难学生往往会对如此近似于贴标签的情景赋予不同的意义，从而作出不同的反应。”山西大学心理学老师张曙光说。

　　反馈机制与引导教育同样重要

　　负责奖助学金发放的教师王源坦言，自己也曾是领助学金的困难生。现如今负责相关工作，对困难生助学金评定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和10年前的不太一样了。2005年，王源第一次申请助学金，他记得“那时心理压力特别大”。“辅导员在军训的时候说申请助学金的同学解散之后留在操场开会，结果那天开完会我都不敢回宿舍了，不知道宿舍同学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但王源观察，现在大部分孩子很少有这样自卑的心理，更坚强一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很多学生对国家的助学政策并不怀有感恩之心。

　　“有的学生去年评上了，今年没评上，就会抱怨学校说政策有问题，而有些同学家里条件不错却为何也能开来贫困证明，学校也没有办法。”让王源吃惊的是，会有学生跑来询问困难生名额是否充裕，如果名额多自己就申请。

　　王源介绍，学生提供有效的民政部门贫困证明便有申请资格，随后由部分学生以及老师组成的评议小组进行打分。老师的打分只占一部分，没有一票否决权，最终会按照分数排名形成困难生拟名单后公示，如无异议便算申请成功。有个别学校会将助学金与学习成绩等因素挂钩，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困难生资助只和困难程度有关，“困难生不需要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助学金，这就导致了一些学生认为这是因为贫穷而应得的，很多同学并不懂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