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法院检察院的，开车送我回去，到家后我就哭了起来。”鞭炮响彻了东山镇新岭冲村，但已不见父亲黄举志的身影。黄举志在儿子归家一年前去世，终究未看到儿子沉冤昭雪。

　　22年前，22岁的黄家光曾是一名建筑工，“那时每天工资有二三十块钱。”有一个谈了两年的女朋友阿梅，也正商议着和他结婚。“事发时我都没在现场，我在（澄迈县）永发镇打工。”

　　1994年夏天，新岭冲村发生斗殴事件，导致隔壁一村民黄恒勇死亡。黄家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后因证据不足，警方几次抓捕又几次释放。

　　三年后的1997年，主犯黄家鹏被抓捕。他起初称，事发当天黄家光在外打工，后又改口说他也参与追杀。1998年，黄家光被抓捕，两年后判无期徒刑。

　　“他们（警察）说，有人都说你了，你还嘴巴硬，给我吊起来打。”黄家光挽起裤脚，露出青紫色膝盖对记者说：“你看，我的腿跪玻璃跪坏了，身上很多地方都是伤。”

　　据《海南日报》报道，黄家光曾控诉自己的认罪供述，是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被抓的当天，办案民警就将我带到红明农场，将我吊在门框上，脚尖仅能碰到地面，棍子、凳子朝我身上乱砸。我被多次打得昏死过去，以致琼山看守所害怕出人命而拒绝接收我。在审问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多次诱供我。他们说‘打你打得多了，再打也不好意思。你不想再受折磨，我们也想早日结案，你就照我们的说了吧。不说你去杀人也可以，就说你跟着别人去围观。当围观的群众有什么罪，你一说我们就结案，你也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我就照着警察所说的，在供述上签了字。”

　　而指证黄家光杀人的黄世胜、黄家鹏等人，也均表示曾受到逼供和诱供。黄世胜接受采访时说：“公安机关逼供，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殴打就承认了，也供述黄家光参与了此案。”而黄家鹏则说：“当时公安机关怀疑他，把黄家光关了六个月，他供述我们十几个人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后来我们知道了很恼火，所以就指认他也参与了，实际上黄家光没有参与。”

　　2014年，海南省高院总结了本案侦查存在的几点失误：一是追逃不及时，1994年案发，1996年至1998年期间黄家光先后三次被抓，另外两名同案犯是案发后5年才到案，其余同案犯均是2005年才抓捕归案的；二是办案不规范，接警记录、立案破案材料缺失；三是取证不及时，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重视、不收集；四是口供定案，黄家光涉嫌故意杀人案的证据主要是口供，后期证据变化也主要是口供变化，导致错案。

　　回忆起监狱里的那些日子，黄家光说，一到下雨，他身上就痛的难受。1999年，女友阿梅寄来了一封信，“她要结婚了，叫我不要等她，让我好好改造。”黄家光当场就把信撕掉了，“结婚就结婚呗！”——出狱后的第二年春天，黄家光回家转车时，看见阿梅带着她五岁的小孩，“我心里不是滋味，她看见我也眼睛红红的。”

　　为了调查本案，记者凌利生曾进到监狱见到黄家光本人，11年过后，凌利生依旧对那次见面印象深刻：年轻的黄家光跳了起来，大声说：“我没有杀人”。

　　在黄家光十几年的冤狱中，高墙外的父亲黄举志从未放弃过，当时年过八旬的老人拄着拐杖，不停上北京和海口申诉。

　　凌利生曾向澎湃新闻投书，描述2005年11月见到85岁的黄举志的情景：“见到我时（他）双腿着地，老泪纵横，称他儿子是冤枉的，求我救救他儿子……晚上，我前去黄家再次安慰这个可怜的老人，老人家没开电灯，独坐在黑暗中。他说没交电费已断电了，种地的收入很少，省下钱来为儿子申冤，我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他的桌子上，流着泪转身离开。”

　　凌利生当时拍摄下一张照片：骨瘦如柴的黄举志站在几乎要坍塌的土灶台旁，背后是被柴火熏得漆黑的土墙。“黄家光的父亲在2005年时告诉我：家中已无米下锅。”凌利生在这篇照片的注释中写道。

　　年过九旬的黄举志在2013年过世。“知道他（黄家光）是被冤枉的，到死都在念叨‘阿光、阿光……"黄家光的大哥黄家达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