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刘锦云第一次来到小塘村时，这个20年的“老扶贫”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里山地高低不平，很少有连片的平地，一些小块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被荒草包围。用当地人的话说，“村里的庄稼都长在石头缝里”。

　　几年前，乡里统一免费发放过山核桃树苗。政府期望着它们结上果实，给村民们找到出路。在小塘村，这种核桃树随处可见。它们几乎生长在每一家村民的门口，但六七年过去了，没有人尝到过核桃的味道。

　　“坑也挖了，肥也施了，结果一个核桃也没见着。”一个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门前的核桃树，撇着嘴说。

　　这是村里最早推广的“产业”。因迟迟看不到成效，村民们都不再买账。规划1500亩的种植面积，还有800多亩没有完成。

　　近两年，对村民们没什么吸引力的“产业扶贫”又突然火热起来，成了村委会除“危房改建”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与以往不同，现在的“产业扶贫”除了给扶贫对象提供免费的树苗、禽畜幼崽和技术培训外，还会发放5000元的扶持资金。

　　扶持确实有了一些成效。一位村民去年领了100只鸡苗，年末时成活了95只，算是把养殖稳定了下来。明明看到了希望，今年却撂了挑子，不打算干了。

　　除去鸡舍、饲料这些成本，一年下来，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本想着今年扩大规模，但“产业扶贫”补贴却再也申请不下来。无奈之下，他只能任凭空荡荡的鸡舍杵在原地，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获。

　　这样一来，这位脱贫户因为没有拿到第二年的补贴，又变回了贫困户。

　　同样无奈的还有刘锦云，每年的补贴指标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保证惠及每个贫困户。

　　“如果把补贴都给一个人，其他人肯定不高兴，我们也不好做。”每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刘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会变得谨慎起来。

　　“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刘锦云挑起眉毛，提高声调说。

　　对这些烫手的“香饽饽”，村委会采用了最保险的平均分配做法——拿到“危房改建”指标的，一般就不能同时申请“产业扶贫”指标；前一年拿到补贴指标的，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

　　另一位村民正在被这个分配方案困扰。几年前，他用跑车挣来的钱买了几头猪崽，现在已经繁育出了19头成猪。今年他本来想要扩建猪舍，正急着用钱。可他去年申请了“危改”补贴，今年就很难再拿到“产业扶持”补贴。

　　现在，盖房借的钱还没还清，他又要寻思着找人借钱建猪舍。

　　“脱贫还是要靠借钱，没别的办法。”他说。

　　徐四贯也想过养鸡。他去村委会申请“产业扶贫”补助，但是建鸡舍需要的一万多元，他一分也拿不出。最终，补贴没有申请下来，养鸡的事也不了了之。

　　“鸡都养不了。”每当提起这件事，徐四贯总会笑着说出这句话。除了建房，养鸡又成为了他最新的自嘲。

　　本来指望用“政策兜底”来保证这些人生活，却又卡在了政策上

　　徐四贯眼下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两个“屎都不知道在哪拉”的女儿能快点长大，那样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重新撑起这个家。

　　刘锦云曾想帮他申请一个低保，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和女儿不用饿肚子。可因为两个女儿都没有出生证，落不了户口，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领资格。

　　刘锦云也去派出所帮徐四贯协调过，哪怕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贯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可他还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这是国家规定，无法办理”的答复。除非他对孩子做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一个人要一千多（元），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伴着苦笑，徐四贯低声说。

　　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户都存在这种问题。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国家计划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刘锦云本来指望用“政策兜底”来保证这些人生活，却又卡在了政策上，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

　　在他看来，这种“上面定的政策”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可只能被动去接受、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