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市东北部，紧邻北二环，这个仅有2000余人的村子,一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与1980年代因发展乡镇企业被评为全国百强村的南高营不同，这里的农民始终靠土地为生。

　　尽管如此，在2009年旧村改造之前，贾同庆对自己的日子还是相当满意的，拿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这个村，也是个差不多的人物。”贾同庆膝下有二女一子，让他骄傲的是，两个女儿生得漂亮；虽然他和儿子贾敬龙的关系并不亲密——这种父子关系在农村也很常见，好在贾敬龙平时也不大惹事，贾家的日子一直过得挺乐呵。

　　“现如今，他们把我的房子和20多万的地钱都扣着，我连饭都吃不上了。”现在贾同庆在南高营村找了个搞绿化的工作，一天挣65块钱。10月26日是一个阴霾的日子，贾同庆推着自行车走出村口，满脸愁容地感叹着生活发生的巨变。在北高营村所在地区的旧城改造中，贾同庆和村里其他人一起住进了楼房，但是失去了自己的院子和耕地。更大的悲剧是，他可能即将失去唯一的儿子。

　　因为拆迁纠纷，29岁的贾敬龙在2015年大年初一那天用射钉枪杀死了村支书何建华。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在死刑执行之前，中国学界和法律界有人公开表示，考虑到贾敬龙案的起因和“有自首的准备”，该案具有法定从轻的理由，因而呼吁刀下留人。

　　贾敬龙杀人案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被议论纷纷，为了不听见人们的闲言碎语，王香兰在石家庄市区找了份做保洁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作为贾敬龙的母亲，她唯有一声叹息，“不为这，孩子都结婚了，我都抱上孙子了。”

　　拆迁协议签过了

　　1992年5月，何义辰被调到北高营村当村支书时，他面对的是一贫如洗的村政府，以及几十万元的外债。之后，村委会在村西北角引进开发商建立“山水家园”小区，并在村西头租赁土地、路边招商，陆续还清了债务。

　　2009年夏天，村委会换届，何建华被选举为北高营村村支书和村主任。恰逢前一年石家庄市出台《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和2008年迈大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推行，新上任的村委会响应城中村改造计划，在2009年11月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向村民宣布了全村进行旧村改造的决定，同时召开了拆迁大会。

　　当时公布的方案显示，无论老房子新旧、好坏，一律每户白给200平方米的回迁房，再允许以1000元左右的价钱购买100平方米的平价房。有二层、三层楼的住户，经评估后村委会会补偿额外的评估费，一次性结清。如果有人不按上述条件签订拆迁协议，村委会将对其停水停电，并停止发放养老金以及村里每年中秋和春节发放的50斤面、20斤米和10斤油。

　　贾同庆算是北高营村里比较有生意头脑的人。早些年他买了机器，和妻子王香兰做起了轧花生油、磨面的小生意。磨一斤面挣2分钱加工费，轧油费事，一斤能挣1毛2。一直以来，生意还算很红火。多年下来，贾同庆攒够十多万块钱，盖起了三层楼房。当时村里共有不到500户人家，只有70来户盖了楼房，他们家就是其中一个。

　　在拆迁方案公布的时候，贾同庆的新房子刚盖好两年，对比同村其他人的旧平房，这样的补偿条款在他看来极不公平。同样不满意的村民还有不少。60多岁的张贞玉在拆迁大会上连续反对了三天。他认为，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赔偿安置费、搬迁费和评估费，村委会的赔偿不合理。但是在三天之后投票时，超过一半的村民同意拆迁方案，他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村委会换届之后，何义辰担任那届北高营村副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当时的拆迁方案已得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同意，区长、区委书记还参加了村里的拆迁启动大会。

　　贾同庆一家没有当“顺民”，坚持不签拆迁协议，儿子贾敬龙更是执意想把二楼作为自己的婚房。如此这般，村委会便按照公告停了他家的水电，并停发王香兰和贾同庆的母亲的养老金。

　　贾同庆的做法还牵连了他的五个兄弟，虽然他们都签订了拆迁协议，但是村委会因为贾同庆的抗拒，而卡住了其他兄弟几人的分房进度。母亲对养老金的担忧、兄弟们的施压、恶劣的生活条件，在一步步击溃着这个当家人的心理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