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11月3日消息，2015年初，河南省南阳市公安机关接到多人举报，有人冒充“中纪委”进行诈骗的报警电话。公安机关通过串并类案，顺藤摸瓜，于2015年12月在北京市将犯罪嫌疑人舒敬洁、李建军抓获归案。

　　今年9月，南阳市卧龙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舒敬洁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万元。

　　一拍即合，分头行动

　　李建军和舒敬洁均为北京人，均有多次诈骗、挪用公款的犯罪史。在北京市良乡监狱服刑时，两人聊天说起2014年出狱后没挣钱门路，便商量着“干一票大的、钩大鱼”。他们从《新闻联播》中了解到国家正在大力反腐，在网络上也有不少举报信，于是便商量着冒充中纪委的领导，以帮这些举报人摆平事儿为由挣不义之财。

　　出狱后，李、舒二人制定计划，分头行动。舒敬洁购置了可移动式座机用来充当中纪委办公室电话，还找人私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伪造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假的中纪委工作证件、公章、公文等；李建军负责在互联网上搜集各地举报人在贴吧上发布的当地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信息。舒敬洁将搜集到的举报案件制成卷宗、照成相片，还在文书上预留了他们的座机电话“010-571691X6”，然后挨个寄给举报人。为安全起见，直播，他们跑到北京市五环、六环以外去寄。

　　搜索目标，登门造访

　　2014年9月，李建军在互联网上搜集到山西省朔州市举报人石某实名举报朔州市某领导插手一煤厂的信息后，就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的身份，打电话给石某说：“我是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负责山西地区的案件，接到了你的举报，想了解一些情况，正好我过几天要到太原出差处理其他案件。你们把举报材料整理一下准备好，到时候一块儿交给我。”

　　第一次电话之后，石某将信将疑，并未主动联系。

　　当年12月3日晚上8点多，李建军到达山西太原后给石某发了条短信，提出与石某见面，商谈解决举报问题。

　　石某筹建这个煤厂的时候贷了不少款，这几年连本带利高达千万，已无力偿还。虽然仍是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前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9点，石某和儿子拿着举报材料到了李建军住的酒店。到了他的房间，李建军出示冒名“刘建国”的工作证，说这次来山西是来查办其他案子，顺便了解你们举报的是否属实。说着还从手提包拿出一些卷宗材料让石某看。

　　这时，石某对其身份不再怀疑，于是将举报材料交给了李建军。之后，李建军以中纪委办案人员的口吻开始给石某做笔录，最后还写着“记录人：刘建国”，并要求石某签字后，让其回去耐心等候。

　　两个星期后，李建军给石某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有难度，需要石某来京见他的领导。

　　2014年12月25日，石某和儿子来到北京，在某宾馆见到李建军和舒敬洁。

　　李建军向石某父子介绍舒敬洁是中纪委立案处李处长。舒敬洁假装帮助石某分析形势：“如果你们举报的案情通过正常渠道办理，会因全国类案太多而没有着落，只能通过我在北京的关系直接立案，你们考虑一下。”事后，父子俩坐车返回太原。

　　三天后，父子俩应邀又在北京和舒敬洁见了面，还是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舒敬洁进一步获取石某信任。但石某的儿子心里不是很踏实，偷偷拍下了舒敬洁的正面照片。

　　步步为营，“大鱼”上钩

　　石某父子回太原之后，舒敬洁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大部分时候是在分析案情。石某此时已背负着巨大债务，屡次举报得不到处理，心急如焚。李、舒二人的出现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戒备心理逐渐解除。

　　舒敬洁见铺垫得差不多了，就说他和中纪委副书记的秘书关系很好，但是疏通关系需要一些经费。石某问需要多少钱？舒敬洁说：“你们把20万元现金装在装有大枣和核桃的箱子里送过来，我帮你们疏通关系。”

　　此时的石某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便买来四箱大枣和核桃，用塑料袋各装了5万块钱放在箱底，盖上枣和核桃，封好箱子。2015年1月15日上午10点，石某父子把四个箱子送给舒敬洁。

　　李建军和舒敬洁在他们回去之后，还联系了几次，告诉他们案情进展情况。舒敬洁还通过顺丰快递给石某邮寄过伪造的中纪委监察部案件卷宗封皮复印件和盖着中纪委印章的立案书、调查书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