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姓部长介绍，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作为属地单位，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提供场地。他表示，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

　　巨大压力下 “出此下策”

　　10月13日，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其中，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PM2.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50%。

　　也就是说，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西安空气质量可能“更难看”。

　　10月28日，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那没法说，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

　　采访过程中，澎湃新闻注意到，连续两晚，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

　　据刘鸣称，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刘鸣认为，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出此下策”。

　　他举例说，比如空气质量监测，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

　　“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刘鸣说，“我们的奖金也不多，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压力都大”。

　　据刘鸣介绍，除了奖金拿不到，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到上面做检查”，“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监测更加严格了，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

　　据马军介绍，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比如只公开日均值，这其中涉及计算，就有很多学问，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迫于这种形势，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监测站附近限行，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

　　此次“出事”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相较于地方监测站，理论上讲，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数据应该更可靠。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通过APP或者官网，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经总站审核后发布。

　　事实上，这一“国家直管”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便有体现。该文件要求：“建设城市站、背景站、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到201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