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到处去找幼儿园，一旦他告知园方朵朵的情况，园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在园方看来，让一个身患重症且残疾的孩子入学，意味着把巨大的麻烦和责任揽在身上。

　　吴焱屡屡碰壁。

　　他既愤懑又不解，为什么朵朵已经如此不幸了，社会还要抛弃她。

　　2013年3月，吴焱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在事前隐瞒事后解释的情况终于让朵朵顺利入学。同年9月，朵朵升学读一年级。

　　随着年岁的增长，朵朵逐渐懂事，并开始察觉身边异样的目光。

　　“爸爸，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着我？”“爸爸，我是不是正常的？”每次放学回来，朵朵都会问一些让吴焱感到心酸的问题。

　　有次，朵朵径直问吴焱：“爸爸，为什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未等吴焱回答，朵朵又自言自语：“我不是残疾人，只有不会好的人才叫残疾人，我会好起来的。”

　　可是早在2012年6月，吴焱已经从区残联为朵朵领回了一本残疾证，伤残等级鉴定为最高级一级。吴焱至今没有勇气把这本残疾证交给朵朵。

　　尽管没能让朵朵康复，但吴焱进京求医并非没有收获。他得知了朵朵的病发可能和此前在幼儿园接种A+C流脑疫苗有关。

　　2012年3月，在朵朵发病的5个月后，吴焱拿到了红花岗区疾控中心提供的鉴定结论。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称，朵朵“因感染病毒，脊髓受病毒感染致病，与接种A+C流脑疫苗关联性极小”。治疗结束后的同年夏天，贵州遵义市疾控中心回应了朵朵家的第二次申请，结果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

　　“关联性极小”是医学术语，实质几乎等同于没有关联性。在吴焱看来，疫苗的来源单位和异常反应的鉴定单位都是疾控中心，“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给出的结果难以让人信服。

　　吴焱带着朵朵到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朵朵患病“与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排除”。

　　“因果关系不能排除”也是医学术语，吴焱从鉴定人员的解释中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他至今仍然十分笃定，这“因果关系不能排除”的意思就是肯定有关系。拿到这份鉴定意见书的吴焱，终于有了为朵朵维权的有力筹码。

　　长期研究疫苗和免疫规划政策的北京某高校博士生陈飞（化名）表示，疫苗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疫苗质量不过关及接种过程中医院方面存在疏漏；接种前孩子处于患病的两周潜伏期内，症状还未显现。而在两点均没问题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一只疫苗的混匀等生产技术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加之孩子体质、天气等外在环境综合作用，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结果。

　　自从得知朵朵病发以后，吴焱到处打探、寻访治疗的方法。在这过程中，吴焱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发生类似不幸的受害者家属。吴焱逐渐意识到，朵朵的病并非单纯的“倒霉”。在社会目光之外，公共话题的边缘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疫苗受害者群体。

　　吴焱和其他疫苗受害者家属一样，走上了维权路。从2012年起至2015年三年期间，上访维权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吴焱为朵朵争取到来自当地疾控中心130多万的一次性补偿款。

　　据国务院通过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显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严重后果的补偿，需区分疫苗的种类。属于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疫苗等情况的一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

　　但因为贵州省未正式颁布有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朵朵的补偿款参照依据是该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有关妇女儿童的条文。

　　巨额的补偿的确解决了吴焱的燃眉之急，可这一笔赔款却远远无法铺平朵朵剩余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