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周六，高艳娟加班，一大早就离开家去了单位。一上午的忙碌后，高艳娟发现丈夫依然关机，就立即给丈夫两个要好的同事打电话，但对方都说没见人。高艳娟急了，便赶紧和自己单位的同事开始找人。

　　这时候，刘明也接到电话，得知刘台长不见了，广电局的同事也在小县城找开了。

　　鼎上鲜、小广场、大桥下、黄河畔……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却没有刘俊飞的半点踪迹。

　　事后刘明猜测，“刘（副）台长很可能是喝得太醉，司机撞了他之后害怕把他给拉走了。”在他的印象里，刘俊飞“嘴比较厉害，但是心里好意，大家都了解他这个脾气。”高艳娟也说，丈夫有时候脾气很急，容易发火。

　　遍寻不着，24个小时之后，府谷县公安局受理了高艳娟的报案。

　　刘俊飞失踪了。

　　寻找

　　刘俊飞的失踪让刘家人感到“天塌了”。

　　五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寻找他们的丈夫、儿子、弟弟、三爸，也在寻找“真相”。

　　他们四处求人刊登寻人启事，重金征寻线索，悬赏20万找人；多次向府谷县委领导、榆林市公安局、陕西省公安厅递交材料上访；担心案子被压找媒体曝光。

　　然而，找人最怕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

　　饭店监控停电了，道路不是没有监控，就是拍得不清晰。

　　从省公安厅上访回来，高艳娟被叫进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再不上访。

　　听电视台一位高度近视的女同事说出事后三四天在中医院附近曾看见了丈夫，高艳娟激动地不行，马上就把线索反映给了办案民警。

　　跟民警一起调取了失踪案发生三四天的监控，高艳娟连一个与他相似的背影都没有见到，但她看到了失踪当天早晨上班路上的刘俊飞。

　　录像只有十几秒，那是丈夫最后的一段影像，高艳娟不肯放过每一处细节。她注意到，丈夫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根香烟。突然，一张熟悉的脸，清晰地闪现在屏幕上，面对摄像头仅仅一秒之后，就调转过去了。

　　之后的十秒，狭小的电脑屏幕上，高艳娟目送着丈夫。她盯着丈夫的背影，心里不断地叫他的名字，希望奇迹发生，丈夫隔着时空能够听见她的呼唤，然后转个身。

　　但他径直往前走，一直走出了摄像头和妻子的视野。

　　回放几次后，她把这段监控用手机录下，但之后却不敢再打开。

　　一次次的无功而返，让刘家人神经敏感到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相比于陌生人作案，刘家人更倾向于相信是熟悉将刘俊飞约出来将他害了。

　　查监控、调查通话记录、询问参加饭局的同事、分析事发的地理环境和儿子的人脉关系，时年73岁的父亲刘国发拟了一份长达三页半A4纸的线索提交给警方。在这份《关于刘俊飞失踪案的相关线索》中，更列出了包括刘的朋友、同事、领导和采访对象在内的8个具体怀疑对象，每个怀疑对象后面都详尽阐述了其暗害刘俊飞的可能性。

　　“在这个案子没有侦破之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嫌疑，不排除政府、电视台、朋友、娱乐场所、家人、亲戚！”刘俊飞的侄女刘琼对“北京时间”表示。

　　刘琼是小一辈里和刘俊飞最亲近的，三爸的失踪使她联想起2008年左右与他的一次闲谈。“三爸跟我提过他拍煤矿排污照片的事，本来准备播新闻，结果有人不让，要求把照片删除或者交给对方！”刘琼说，排污的事最后到底是没能播出来。

　　刘俊飞的一位同事对“北京时间”证实：“他确实喜欢搞搞负面新闻，但县电视台本质上还是宣传单位，真正的负面也不可能通过审查。”

　　最初的几个月，刘家人跑公安局跑得很勤，那时他们还希望警方能找到线索，把刘俊飞活着带回来。但每次询问办案警官得到的答复总是：没线索、没进展，《相关线索》中的8个怀疑对象因为没有证据被警方一一排除。刘国发急了，让女儿搀着自己去电视台闹事。砸东西、锁电视台的大门，想借此方式通过电视台催促公安局办案。

　　“第三次锁门的时候，公安局来了人跟我们说我弟弟的手机定位查到了，在绥德，案子就快有结果了。”刘家二姐对“北京时间”说，“不锁门没人管呐！电视台不催，公安局不破，县上没人管，j2直播，只能靠锁门。”

　　“北京时间”致电刘俊飞失踪案的办案负责人，该负责人以办案民警不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