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5日，红色通缉令发布第3天，潜逃境外14年的“红通”90号嫌犯戴学民落网；5月9日，“亿元股长”、“红通”2号嫌犯李华波被从新加坡遣返回国；12月5日，外逃美国13年的“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主动回国投案自首……追逃追赃捷报频传，2015年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截至目前，我国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915人，追赃金额74.7亿元；“百名红通”归案人员总数上升到34人。今年归案的16名“百名红通人员”，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外逃贪官比较集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归案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近7成，相比去年有大幅突破。

　　中国的追逃追赃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如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所说：“国内反腐败工作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在反腐败国际合作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聚焦减存量、遏增量，体现纪律特色

　　今年1月5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atv，这距离去年11月11日通报她接受组织调查，仅过去了不到2个月。

　　对涉嫌违法的党员干部问题线索，不求“吃干榨尽”，而是着力查清主要违纪事实，快查快结，在规定时限内按程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纪律审查工作转变方式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把“查办案件”改称“纪律审查”，体现出纪委职责向党章要求的回归。围绕减存量、遏增量目标，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线索处置、审查、审理等各个环节聚焦纪律，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

　　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对反映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2014年又将线索处置标准调整为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了结五类。在此基础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扩大谈话函询覆盖面，清理暂存线索。今年1至6月，中央纪委处置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507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0.4%；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42341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4.2%。

　　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进程中，中央纪委先后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列入执纪审查工作重点，尤其对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的穷追猛打。在对象上瞄准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六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从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到2016年9月10日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已经有10名中央委员、13名中央候补委员接受组织调查。2016年1至6月，全国处分省部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1100余人，县处级干部7300余人。

　　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孕育出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路。2015年9月，中央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党员干部设立四道防线，也为执纪审查工作明确了四条刻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办结的中管干部案件中，给予组织处理、党纪轻处分或给予党纪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案件占81%，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占19%，工作重心由“法”转向“纪”，纪律特色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