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午被送过去的，被绑住后一直没人理我。下午的时候，病房里进来了几个高大的男人。他们把我解开后，强行脱光了我的衣服，换上了精神病医院的衣服。那种讥讽和侮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新京报：你在医院有没有说你不是精神病？

　　余虎：说了，我一直强调我没有病，不需要治疗。但是没有任何人理我。我在里面没有做过任何检查，里面的人一直逼我打针和吃药。吃药还要当面吃下去。我不敢不吃，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惨叫。

　　谈同志

　　“社会环境不太宽容，同志的路太难走”

　　新京报：你是怎么出来的？

　　余虎：我男友知道我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每天都过来要求看望我，但是从来没有被允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同性恋志愿者组织求助。在志愿者阿强的帮助下，他报警要求警方到医院调查强制治疗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10月26号，医院迫于压力才把我放出来。我一共在里面待了19天。

　　出院的时候，医院要求我签了一个空白的病历，不签不让走，我那时候一心想出去，犹豫了一下就签了。出院时还开了一千多的药。

　　新京报：你出来后干嘛了？

　　余虎：我先是回家了。但是我非常害怕又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atv，二十七、八号的一个半夜，我从家里逃了出来，跟男友一起开始了漂泊打工的生活。

　　新京报：明知自己是同性恋，为什么要结婚呢？

　　余虎：在小地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生活，不一样的人压力非常大，家庭的、社会的。在家里人的介绍下，我就和妻子结婚了。

　　2014年，认识现在的男友后，我其实已经在想和妻子离婚了，也不能老耽搁人家。

　　剥洋葱：现在你对妻子是什么感觉？

　　余虎：首先是愧疚吧；然后是亲情，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有了孩子；最后又有一点怨恨，很复杂。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我跑出来后一直没回去。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余虎：社会环境不太宽容，同志的路太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