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26日到现在，甘肃村庄里的惨案已经发生了很久。只不过，直到这两天，它才真正成为舆论中心——以在朋友圈刷屏的方式。刷屏的文章，叫做《盛世中的蝼蚁》。

　　就像此前每一次成为公共事件的新闻那样，围绕《蝼蚁》一文，舆论场的意见也迅速分化。支持者认为，是贫穷、是社会之恶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文笔直指当下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蝼蚁”感；反对者则认为，贫穷与杀子自杀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逻辑关系，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急切地把帽子扣在全社会的头上并不妥当。

　　正如当下的人会把历史读成当下史一样，人们也习惯从新闻中读出代入感；一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戏剧时说的那样：面对悲剧，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怜悯（因为戏中人的行为或者可以从逻辑上理解，或许无可避免），最终达到“净化”（katharsis，宣泄后平静）情感的效果。

　　换句话说，面对同一头大象，因为着眼点不同，每个群体摸到的都不一样。但除了情绪式的宣泄和抒情，我们希望，在如此惨烈的新闻背后，我们可以认真地分析和考虑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最终又应当如何解决。

　　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有一些同行在现场。在不同媒体的报道里，我们可以抽出一些值得探讨的细节。

　　贫穷。这一点，看过现场图片的读者大约都有直观感受。这是一个西部山区的村落，杨改兰一家8口，奶奶行动不便，父亲略有痴呆只能放牛种菜，丈夫脑子也不是特别清楚在外面打工，剩下她和4个未满或即将满学龄的孩子。8口人住的房子已经有52年历史，家里的土灶已经坍塌了一半。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亩地，送孩子上幼儿园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低保。这或许是目前或多或少指向自杀诱因的线索之一。2013年，杨家曾经享受过每年2880元的低保；2014年，低保取消。

　　取消的理由，是在官方通报里，2013年，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因为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高于当时的低保标准2300元，故取消——根据村委会主任的算法，杨改兰丈夫打工一年2万多，每亩地400-500元收入，3头牛、两头母猪，也可以有收入。

　　之所以说“诱因”，是因为在《每日人物》的报道中，在杨改兰临终时和奶奶的对话中有这样一句：“村里有人告我，我被逼到这份上了。”

　　还有一部分细节，后面详述。我们先说说低保这件事。

　　低保

　　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通常说来，在这个领域，国家会划拨一部分资金，地方政府再进行资金配套。不同的省份，低保的标准不太一样；不同的地区，评议谁家能吃低保、谁家不能吃，也有不同的评议方式。

　　杨改兰家被取消低保，就是因为评议方式的转变。

　　2013年他们能吃低保，是因为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低保户”。

　　2014年，政策变了——先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中青报报道称，该村村委会主任说，“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

　　资深媒体人郭睿发表在“新太平广记”上的调查报道，则指出了这一方式中可能存在的疑点。比如，杨改兰的堂叔爷杨万年称，自己没有开过村民会，每个自然村出一个代表去开会，都是村干部；康姓村民则称，如果村里人一起开会的话，“我们都了解他家情况，不可能投票取消他低保”。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已经成立工作组，会同甘肃省级部门进驻该村调查这一事件，尚未有结论。在侠客岛跟一位西部省份基层岛友谈及这一评议方式时，该干部表示，如果真的要用全村村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吃低保，至少可以说明这样的村庄里干部管不了事，只能靠每人投票这种方式来平息争议。一般来说，低保需要个人打申请，但最终都需要村两委、村民代表（比如所在队、社的队长、社长等）、乡镇级分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来共同评议，既要实地走访，也要听村里主事人、明白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村干部划低保时“优亲厚友”、利益输送、当老好人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