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堂称，主教学楼设计忽视了环境制约，对风景区造成破坏；宜小不宜大、宜藏不宜露、宜低不宜高是主教学楼设计的指导思想，88米的主教楼拔地而起，在整个风景区鹤立鸡群。

　　“建楼合不合适、需要花多少钱、用多少年这些都要经过专家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能只是领导说了算。”王发堂认为，这个情况不只武汉有，全国都有，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上，“短命”建筑并非仅有武汉大学的“变形金刚”。

　　2002年3月30日，经有关部门立项、审批的住宅开发项目武汉外滩花园小区建成仅4年，被定性为“违反国家防洪法规”并被强制爆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亿多元，拆除和江滩治理等方面的费用更让当地政府付出了数倍于其投资的代价；

　　2013年5月18日，有“湖北最长高架”之称的武汉沌阳高架桥投入使用16年后遭爆破拆除，官方宣称，提前拆除这一高架桥，是因该桥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况：今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一所实验学校刚建好的教学楼悄然拆除；去年年底，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繁华路段的“环球西安中心”项目爆破拆除工程起爆，仅完成主体和外立面建设的118米高楼，尚未正式投用即宣告“死亡”……

　　耗巨资建起的大楼“建而不用”或是“建而不能用”，一直以来广受诟病。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短命”建筑遭拆除重建的原因，包括建筑物不再适应发展需要、让位于市政项目建设、施工项目通过规划审批后擅自违建等。

　　力避权力干预依法决策

　　武汉大学官网公布的消息称：该校开展东湖南路沿线(武汉大学段)环境整治工程的主要依据国务院批准的《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25)》。

　　“使用这么短时间就炸了，说实话确实有点可惜。”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黄经南坦言。

　　在黄经南看来，作为规划部门、高校以及设计师各方妥协的结果，“变形金刚”从建设之初就和周围整体规划不相符，如今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爆破拆除决定，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代价太大。

　　王发堂则认为，“变形金刚”的出现，不仅仅是设计者的责任，更多是因“把关没把好”，学校基建处、城市规划部门均应对此负责；只有进一步完善追责机制，才能让把关者们在决策时更加慎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中科技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退休教授赵宪尧直言，建筑色彩、建筑体量、建筑景观等拆除大楼的理由，在建设设计之初就已经有人提出，简单将已建成的大楼拆除重建，如此不珍惜国家资金，让人痛心。

　　赵宪尧认为，城市建设本应是可持续的，不论是拆除或是建设均应慎重，其被不断的“折腾”难以具有科学性，是片面追求GDP和政绩的结果，“反复拆建，若干个GDP得出一个建筑物”。

　　“不能说过去建是对的，现在拆也是对的。”赵宪尧认为，城市建设被反复折腾，建设合乎程序、拆除也合乎程序的背后，是体制机制的不顺以及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到位，是依靠“权威”作决策而非“科学性”考量的结果。

　　赵宪尧直言，现实中，具备专业知识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即便知道项目不该通过审批，atv，也可能会因“领导层层拍板”而不得已开绿灯；而部分项目所谓“经专家论证”，则可能存在片面性，即在选择专家进行论证过程中只邀请持赞同意见的专家们参会，而排斥不同意见者。

　　赵宪尧认为，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完善，关键在于执行，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追责程序；同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应综合听取不同意见并决策出最合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