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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彝族少女尼苦伍子莫是少数的正式工，她的工资相对较高。尼苦伍子莫很羡慕那些读大学的同学，“我这辈子就想去大学看一眼，看一眼就足够了。” 
8月19日下午，阿比的丈夫罗河阿莱从老家来到东莞的第二天，两人在工厂碰面。 阿比很早就在父母安排下结婚，23岁的丈夫阿莱原本是个小工头，带着四五十个彝族工人在外打工。今年年初，几个工人因打架惹了麻烦，工厂跟阿莱的合作就此告吹。
8月19日，阿莱带着同乡的几位工人提着行李进厂。 在老家赋闲了几个月，迫于经济压力他带着6位同乡，投奔了“大工头”马海木呷。 工头：既是管理者，也是异乡的亲人 在珠三角地区，仅彝族工头的数量已近6000人。来自凉山州喜德县的马海木呷，也是彝族工头之一。35岁的马海木呷上过中专，是当年“国家出路费”赴珠三角务工政策的享受者。后来，他开始把家乡的彝族人带出大山打工。今年，他已成立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拿到了正规的劳务派遣营业执照，手下共有近300名彝族工人。此外，一些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也会找马海木呷帮忙介绍工作。业务铺开后，他就把在老家的小舅子沙马伍合带到东莞做代班，帮忙管理工人。代班主要负责带工人进厂、办理工作证，并教他们一些厂里的规矩。
8月16日，东莞沙马伍合在工厂门口简单面试两位佤族工人，主要是看她们的身份证、年龄等基本信息，没有太大问题都能带进厂。 “彝族当地的长辈希望自己孩子有同乡带着，这样在外面有个照应。在外的彝族人觉得和老乡在一起，也不至于太孤单。”马海木呷说。“工头出来混靠的是信誉”，他把同乡带出来打工，就得负责过年时安全再把务工者带回去。
8月14日，马海木呷坐在自己新开的劳务派遣公司的办公室会客，墙上挂着“诚信赢天下”的匾额。 
8月15日晚，马海木呷在车间了解工人的加班情况。 工头不仅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他们的亲友，代表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血脉亲近感。彝族人只相信熟人，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离开凉山。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从中赚取中间费用。大批能吃苦的流动工人，才能满足珠三角工厂季节性暴涨的用工需求。三方互相依附，共生共存。
8月19日，马海木呷劳务公司的另一位合伙工头沈三留子，正在给工人发工资。彝族工人很少使用银行卡，工资通常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很多彝族工人没有读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工资的时候，签字都需要别人代签。”工头马海木呷补充道，一些工人领了工资后却不会汇款，又得靠工头把钱寄回到老家去。 珠三角彝族工头之间也有“行规”，即某个工头带出来的工人，不能随意“跳槽”到另一个工头处。若出现流动，每跳槽一人，新工头需赔偿原工头一万元。只有等到过年时彝族工人回到老家后，才能重新选择工头，建立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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