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张端也难受。此前，他一向以业务能力自豪，开奖，认为整个白银市所有的“坏怂”他都知道，在他手里，没有破不了的案，最难的案子也耗时不过一周。可是这一起怎么都破不了的案子，让他感觉“丢人”。

　　之前，他只要上班就会穿警服，觉得自豪，可自那时起，他几乎只穿便装上班。

　　1998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凶手作案四起。有两起只隔了三天。经常是警方还在开会讨论上一个案子，新的命案又发生了。

　　民警刘宗（化名）当时刚进市公安局，负责接警，曾亲历其中一起案件的全程。当时没有报警电话，只见死者家人满面惊惶，跑到公安局门口大喊，“我家里人被杀了”。

　　因为该案性质太过恶劣，甘肃省公安厅决定派人督办。还请来了各地的专家，被称为“神探”的李昌钰也研究过。

　　一开始，警方锁定的是有过案底和劣迹的男性，出生在1958年至1975年之间。

　　他们总结了嫌疑人可能的7点特征，包括性变态、性格孤僻、独处一室、行动敏捷、心理素质好等。

　　他们还发现，作案前，凶手似乎习惯先在附近厕所观察，再去行凶；而受害的女性，大多都长得漂亮。

　　1998年左右，白银开始大规模采集指纹和DNA。但囿于当时技术落后，DNA只能保存血样、检验血型，甚至连比对指纹都是靠刑警拿着放大镜看。

　　那段日子里，为了摸排白银的男性，张端几乎跑遍了整个甘肃。

　　他们都崩溃了，晚上睡不着。那时，舆论也频频质疑警方是“吃干饭的”。

　　重压之下，时任白银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学民曾发誓说，三个月不破案，他就辞职。但三个月眼看就到，案子还是没破，遇上认为可能有关联的案件，他急得亲自上阵去抓捕。

　　刘宗记得，当时局里还开了个宣誓大会，就在小礼堂，上百号人，喊了口号。

　　当年的年轻警察们，都觉得“这个人好抓”——这个人应该就在附近生活，犯罪现场又留下了那么多的指纹，等到录到指纹，一比对就能抓到。

　　没想到这一等，又是十多年。

　　2002年后：

　　不能放过一个人

　　十多年后，刑警队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的人。

　　八起命案还压着，2002年，又一起案件发生了。

　　这一年的2月9日，年关前后，白银区陶乐春宾馆的三楼长包房客户朱某被害。

　　案子还没破，一位参与专案侦破的民警觉得自己“已经丢人丢到家了”。

　　破案需要的足迹、痕迹、指纹、DNA，要什么有什么，但就是破不了案。“想不通啊，可还是顶着老百姓的骂继续工作。”这位民警对新京报记者说。

　　此时的白银，开奖，整个城市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高中生不再上晚自习，女孩子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

　　白银几乎调动所有警察、武警、治安警甚至社区大妈，三班倒值班，24小时不间断巡逻所有大街小巷。

　　不仅全市所有城市户籍的男性，连进城做建筑工的农民工、车站来往的乘客，全部都打了指纹。

　　时任刑警队长的刘海平反复强调，不能放过一个人，不能出现任何遗漏。

　　此后，凶手停止了作案，淹没在人海之中。

　　刘宗觉得，高承勇停止作案的原因，并不能用良心发现来解释。他的收手，或许跟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录指纹、重金悬赏相关。“他就是慌了。”

　　2004年，公安部正式将此案命名为“8·05专案”。

　　在等待那枚指纹的日子里，该案的第一任经办负责人刘海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第二任负责人张国孝因患癌症去世。第三、四任负责人已经调离，他们带着刑警们奋战多年。

　　当年年轻的办案民警，如今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都没忘了这个案子。

　　今年，白银警方开始建立Y-STR数据库，这是一种DNA检测技术。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

　　比对发现，“8·05专案”凶手可能是高氏家族的成员。高承勇由此进入警方视线。

　　追凶28年，几位警察在白银郊外的小卖部找到了他。

　　高承勇表情慌张，但最终被抓住。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 罗婷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