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魁斗镇和长坑乡的银行，也曾一度出现排队取钱的“繁荣”景象。东南早报2014年8月21日报道，趁犯罪嫌疑人在银行办卡取钱时，安溪长坑派出所端掉两个团伙，开奖，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

　　这一低成本、高收益的“暴利产业”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上述新华网的报道称，魁斗、长坑的诈骗活动呈现家族化、规模化的苗头。一位长年参与打击短信诈骗的泉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报案，外地警方前来泉州要求配合办案的也是接连不断”。

　　但诈骗案屡禁不止。据《经济参考报》2014年报道，早期的通讯信息诈骗只是在团伙内部分工，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现已演化为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产业链。

　　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2016年3月广东侦破的该省最大电信网络诈骗，正是电信诈骗“企业化”的典型。

　　据《信息时报》报道，团伙总头目在柬埔寨设置假冒博彩网站服务器。从中国大陆地区招募的人员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柬埔寨，集中租住在波贝市，进行网络技术维护、网上转移赃款等流程。

　　团伙总头目许某森本人隐身于茶叶城的安溪铁观音茶叶店，指挥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实施。团伙股东们平时以微信联系，通过电脑实时监控其他同伙的位置。团伙招聘49名伪基站业务员，分布在全国11个省市，他们把伪基站装在汽车上，四处流窜发送诈骗短信。

　　业务员每日要完成至少10万条发送任务，工资750元一天。民警说：“光运行这个团队，每天的成本就要20万~30万。”该团伙涉案金案达1.4亿元，日均万余人网上被骗。

　　警方查证，团伙11个股东全部是福建安溪长坑乡老乡，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

　　司法打击陷入“无震慑”困境

　　2012年《安溪报》曾报道称，抓获电信诈骗分子692名，并宣称2012年第二季度的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5.69%，居泉州市第一位。而长坑乡政府官方网站显示，2013年5月长坑乡就召开会议，为全面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份子的势头，要求各村要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宅、宅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进村入户，全面排查、掌握高危人群、外出人员的底数，建立档案。”

　　2016年6月16日，泉州晚报报道称，安溪县高压打击电信诈骗，铲除电诈滋生蔓延土壤，目前已经实现电信诈骗犯罪“三转变”。

　　以前的诈骗犯罪“团伙”，如今在社区矫治中转身为淘宝电商“团队”。

　　但是，山东徐玉玉事件再次暴露当地治理电信诈骗的困境与难度。

　　《经济参考报》2014年10月的一篇报道，采访了各地查办电信诈骗案的公安、法院，结论是目前对诈骗分子的司法打击，陷入了“无震慑”困境。很多诈骗案件证据对嫌疑人口供依赖过大。“如果嫌疑人有反侦察能力，一张电话卡用几天就换，一张银行卡转一笔就扔，在审问中不供述，基本上警方是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打过多少诈骗电话、诈骗成功多少钱、谁是受害者，也难以串并案件。”该报道引述广东茂名电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志远的话说。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立新也介绍，由于证据落实不到位，“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骗到手几十万元，但是最后的定罪项目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只有几个月的刑期，对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震慑。”

　　在《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中，安溪县长坑乡时任党委书记的陈鲜明表示：“通讯信息诈骗的成本低，一个电话就可以去骗；风险小，当地警方抓到了没法判刑，外地警方抓到了退钱了事；回报高，当地一个电话骗上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通常诈骗成功拿到几百万元，公安机关仅能掌握几十万元的证据。”

　　8月28日，安溪县一政法系统干部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在长坑乡的年轻人不多，基本剩下一些留守儿童和老人，还有一些做茶叶生意的农民。但每到过年时，就各地的人都回来了，街道上也随处可见各种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