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余和陈建军二人均称，李红出院时已完全康复，达到了肝囊肿手术治愈出院的条件。孟昭余表示，李红曾经被诊断出的“肝囊肿伴感染”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院方前述的情况声明也指出，医院对李红的诊治已达到了术前的预期效果。

　　然而，李红称，出院后她曾又在中医大附属盛京医院前述医生处检查。“医生说我的肝脏留下了一个感染灶，这意味着以后我可能面临着‘换肝’的风险。”截至发稿前，李红的说法尚未获得证实。

　　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表示，针对肝囊肿，他建议采用手术切割囊肿部分进行较为彻底的治疗，而肝囊肿穿刺手术虽然难度系数小，但容易反复发作，引发并发症，更适合不宜开刀的老年人。

　　向自家医院要求赔偿

　　三次手术后，李红走上了自己的“维权之路”。

　　医院一位王姓院长向澎湃新闻证实，院方已多次劝说李红通过沈阳市医调委解决问题。

　　然而，李红并不愿意轻易选择市医调委来解决问题，“医调委只能解决经济补偿问题，而我要医院给我一个违纪违规的说法，而这个是医调委给不了的。”

　　沈阳市医调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医调委的工作需在双方自愿、共同举证的基础上进行，“比方说，如果医患双方对是否穿戴口罩和隔离衣持异议，双方可以出示医院的监控视频。而如果不能提供，我们无法主动调取。”

　　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沈阳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第五条，于2014年底成立的沈阳市医调委是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独立调解医疗纠纷，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干涉。

　　前述王姓院长表示，她也曾听说李红向院方提出几十万元的赔偿诉求。

　　李红承认，她确实向医院提起过70万元的赔偿请求，“如果以后真的要换肝，我咨询过做过手术的朋友，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2016年8月，李红和院方的争论再次升级。

　　李红在朋友圈发了两条帖子，文中称在与孟昭余协商过程中，孟昭余曾对她的公道声讨表示威胁，“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而孟昭余则告诉澎湃新闻，他从来没跟李红争论过。“她就是希望医院多给她点钱，她爱怎么说怎么说。”

　　李红和孟昭余均表示，他们都认识对方多年。孟昭余曾用“老相识”来形容李红。然而，手术之后，两人已许久没有联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