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国的前妻白某在第二天报警，110出警后将棍棒收走，但是讨债者并没有离开。为此白某再次报警，并称房屋产权属于自己，要求警方将讨债方带离。警方再次出警，进行调解。

　　李志国在此时上了二楼，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又爬上了二楼房顶。

　　他很快被发现，家人和警察也上了房顶。李聪看到，父亲爬上邻居家三楼房顶，并未理会家人的劝解，突然间就跳了下去。

　　给李志国换衣服时，家人在其口袋里发现了遗书。最后一句话是：“我也没办法，只有死！”

　　8月4日，方城县公安局对李志国坠楼一案通报称，已经以涉嫌非法侵宅对此事立案侦查，三名逼债人褚永成、刘士玲、褚春娟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无处不在的民间借贷

　　李志国之死在方城引起了很大震动。也有知情人士表示，这起借款人跳楼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在方城县，民间借贷正以一种无处不在的形式渗透，几乎每一个受访对象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借款人无力偿还后，与债主对簿公堂、出逃，甚至自杀的情况都普遍存在。

　　旺欣电子厂一位前员工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身边就有多个例子，有人作为担保人从亲人中借钱放贷，最后没有收回借款；有人替表弟担保200万，表弟还不起跑路，他也躲在外面不敢回来。

　　按媒体报道，民间借贷上一次在方城引起关注的是周巍巍事件。

　　2015年的最后一天，方城县凤瑞街道办事处巡防队员周巍巍服毒自杀。周巍巍在外借款数额巨大，债主们在他死后粗略统计债务，欠款总额约有2000万。

　　因为周巍巍经常穿着制服出入凤瑞街道派出所，很多人都把他当做了民警。由于事件影响较大，方城县政府也在官方网站上发出了消息，“方城县委、县政府对周巍巍死亡的事件高度重视，由方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工作组，对周巍巍死亡事件进一步调查。”

　　一位熟悉周巍巍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周巍巍以建机场等项目的形式，在社会上借款，并且利息都在5分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分。

　　成克帅是方城当地一位企业家，熟悉方城县的民间借贷，他对新京报记者分析，在当地需要民间借贷的大致有三种人。

　　一是正常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但是银行贷款太慢，只能从民间借款，这些借款通常是短期，但是五分利以上的高息；二是骗子，用高息吸引民间资金后就会消失；第三种最复杂，是在上年的银行贷款还清后，下一年的贷款还没批下来时，先用高息的民间贷款填上资金窟窿，这个时候如果下一年的贷款没有批下来，就很可能资金链断裂。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急需资金的需求刺激了一个新的灰色行业诞生，那就是担保公司。成克帅告诉新京报记者，担保公司都是地下运行，类似民间银行，用每月2分的利息吸取社会资金，再以每月5分以上的利息向企业放贷。

　　据他了解，方城的担保公司中，规模大的资金有几千万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

　　成克帅说，作为贷款担保人，他在2014年曾牵线一家企业老板向担保公司借款20万，月息5分。2个月还款期到后，该企业没有还款能力，老板被多方逼债后，在方城消失。虽然最后在法院起诉成功，但欠债人留下的房子资不抵债。

　　“借款人和银行一样，也需要收钱放钱，他收到的民间贷款如果放不出去，不能用于生意流动，那高息早晚会压垮他。”成克帅印象里，近两年方城县跑路的借款人特别多，这与经济下行，银行借款难，生意不好做有关。

　　监管难题

　　作为一个中部省份普通县城，方城已经淹没在民间借贷的浪潮中。查阅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文书判决网，从2013年网站创办至今，方城县关于民间借贷的判决文书数量达到992个。

　　这也意味着，三年时间里，该县仅对簿公堂的民间借贷纠纷就有近千起。

　　方城当地律师王金磊代理过十余起民间借贷案，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提起诉讼的仍是少数，有纠纷但未提起诉讼的民间借贷数难以估量。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面对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的形势，方城县法院曾为民营企业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其中提出“审慎审查涉民营企业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用途及是否从事高利贷等情况，正确认定民营企业民间融资行为的性质和效力”。

　　因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界定复杂，最高法曾多次下发司法解释，明确非法集资的范围，以及民间借贷的范围。根据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受法律保护，36%以上视为无效合同，在24%到36%之间的合同视为自然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