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师及校长作案43起，邻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类作案人员中40%为教师。

　　此外，家庭成员性侵尤为值得关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恶性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多为长期施害。

　　“沉默”的农村，无助的留守

　　湖南攸县女童猥亵案中，班级内23名女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导致的沟通不畅，使这位教师的猥亵行为长达三年却没有被家长发现。

　　举报人小雨（化名）曾告诉记者，“老师专挑父母不在身边的同学下手。”

　　在不少案例中，与祖辈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成为性侵儿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负的对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开曝光的案例中，农村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护”2014年统计报告中，受害的城镇未成年人高达409人，而农村未成年人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42人。同样，在2015年统计报告中，受害者为农村儿童的仅占比23%，明显少于城镇。

　　专家表示，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在城市更为高发，也不代表农村更为安全。

　　这充分说明，相较于农村，城镇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监护，使侵害行为更容易被发现。此外，城镇地区司法系统的完善、媒体活跃程度高、观念相对开明等因素，也使此类案件更大可能被公开曝光。

　　“女童保护”志愿者在深入山区、乡村等实地考察、授课发现，由于家庭主要成员长年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长期缺乏家庭的完善监护。此外，农村学校及社区的自本港台直播保护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较为落后，甚至存在空白。

　　恐吓与偏见：罪恶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县，留守女童小万（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却长久沉默。

　　直到小万的父母过年回家，发现孩子精神异常，又看到小万手机里多次出现骚扰电话，才惊觉悲剧。

　　沉默，是不少受害儿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态。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吓与胁迫。

　　据小万姑姑讲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铐将小万铐起来，并迫使她写下了自愿书、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员姓名。小万被罪犯恐吓，如果说出此事，就将其杀害，再杀掉其家人，因此始终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环境的偏见。

　　在湖南攸县猥亵案中，举报者小雨和家长一同前往受害同学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况，希望能联手举报。随后，小琴母亲却勒令女儿不可声张，称小雨“思想龌龊”，不许女儿再与其交往。

　　小琴母亲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社会偏见。几年前，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13岁的留守女童晓雪（化名）遭遇至少10名中老年人性侵。晓雪的父亲报警后，多人获刑。

　　此后，据媒体反映，晓雪一家却遭到了整个村庄的孤立，关于晓雪的风言风语，让幼小的她饱受歧视与排挤。

　　社会偏见造成的二次伤害，既隐形又压抑，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诉诸法律后，却不得不“负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为了孩子的过错。”曾接触过十余起儿童性侵案的律师李莹说，社会舆论对受害儿童的“污名化”，给孩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

　　李莹曾接手了轰动社会的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性侵贫困女生的案例。其间，起诉的女孩被认为给家里丢人了，甚至被要求“滚出去”。

　　“为什么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传统舆论会谴责她们，舆论也许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李莹说。（采写记者：袁汝婷　李双溪　沈洋　庞书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