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机制不健全，权力寻租空间大。一是扶贫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扶贫办在政府部门中排名靠后，但钱多权力大，基本都由分管领导和扶贫办负责人说了算，行使权力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如沿河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勇利用分管扶贫工作便利，将绝大部分项目安排给亲戚或熟人，没有受到什么制约。二是扶贫工作运行机制不健全。由于扶贫项目确定、验收以及款项发放，全程由扶贫办包办，导致扶贫部门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铜仁市查处的扶贫案件普遍存在主管部门与项目实施企业合谋套取扶贫资金的问题。三是扶贫资金管理机制不健全。由于扶贫资金主管部门只注重原始单据合规性、合法性，忽视扶贫项目管理过程参与和工作真实性审核，导致扶贫资金管理和拨付混乱。如江口县博远公司使用外地公司苗木发票等报账未成功时，居然采取借款方式变相支出了苗木款。

　　监督措施乏力，致使权力运行失去有效制约。一是上级监督缺位。扶贫项目实行县级审批、市级审核、省级备案，上级扶贫部门只对下级扶贫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虽然同级政府具有监督职能，但大多数政府分管领导重业务轻党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如黄勇在任期间，不仅不主动指导和监管，还带头搞腐败，导致出现系统性腐败。二是内部监督乏力。尽管扶贫办也有纪检组，但纪检组人员工资福利都在扶贫办，监督形同虚设。如江口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带头搞腐败，纪检组长张某监督严重缺位，后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纪检监察机关。三是外部无从监督。扶贫资金划拨大多没有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实行层层下拨，高度封闭运行，公众缺乏信息无从监督。如德江县扶贫办套取7.6万元核桃经费，并不是从扶贫资金里直接扣除，而是通过经销商以供应肥料的名义走假账。

　　教育缺失，部分扶贫干部廉洁意识淡薄。一是扶贫部门把大量精力投在扶贫攻坚上，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部分扶贫干部突破党纪底线，导致“扶贫工作搞上去，一批干部倒下来”。如沿河县扶贫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但该县扶贫办基本没有开展过党纪教育，导致包括班子成员在内的大批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把金钱、权力作为第一目标。二是扶贫干部及其家属廉洁意识淡薄，“廉内助”成了“敛内助”。如沿河县扶贫办主任胡春福8次收受贿赂，其中3次妻子在场，5次是妻子收受；副主任杨胜强先后13次收受的贿赂全部由妻子保管使用，在外连吃早餐的零花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