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却开始降低，2010年回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姬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
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占到了7.34%。”

　　魔高一丈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四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乡镇干部两难事，计划生育宅基地，违建是取证易处罚难，计生是处罚易取证难。“开奖直播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十多年前本港台直播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开奖直播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 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本港台直播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96、97年，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块钱，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到80块。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开奖直播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块，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它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这一是因为周边的被打掉许多，二是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了。”杨主任所在县最常去办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先要带上介绍信去跟对口单位联系，去之前，由线人摸清情况，然后本港台直播们充当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到监督部门。再然后，就充当向导带着执法部门进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