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中女性也被进一步地物化。有近半数的被调查大龄未婚男性对“买婚”持理解态度。“女性被当作一种稀缺商品，本质上是对女性的歧视。”

　　不仅如此，李树茁还强调，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性别失衡的受害者群体还在不断扩大，给社会的公共健康安全、养老问题等带来更多隐忧。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秦岭某山村因女性缺失导致当地近亲结婚盛行，引起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升高，加剧了健康风险。

　　“如今老龄化问题备受瞩目，而大部分‘光棍’自己无法‘养老’，更别提养他们的父母了。”李树茁说。此外，大量失婚男性的出现让农村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也变得严重。“这场危机里，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如何治疗

　　对于性别失衡的治理，李树茁并不乐观。“仅仅放开全面二胎政策还不够，考虑到目前较高的生养成本和已经很低的生育率，它对于缓解性别失衡的帮助还有限。况且长期积累而来的性别失衡已是既定事实，和老龄化一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李树茁认为性别失衡的本质在于权力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正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重男轻女观念是症结。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和其团队一起从1999年开始在安徽巢湖建立“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试图改善女孩生活环境。经3年推广，当地女婴死亡率下降了9.5%。该实验后逐渐发展为用于治理全国性别失衡问题的“关爱女孩行动”。

　　在李树茁看来，出生性别比问题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尤其在亚洲比较普遍，韩国等国的治理经验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上世纪90年代出生性别比一度比中国还高的韩国，花了约20年调整至接近正常的状态。韩国在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力度很大——废除了家庭的长子继承制，还专门设立了性别平等促进部，并把“两非”定为犯罪。印度专门出台了法律，规定为性别选择做胎儿鉴定的医生都是犯罪。“最关键的仍是观念的转变，目前韩国已可以自由地做产前性别鉴定，并未导致出生性别比反弹”。

　　李树茁曾在其书中提议，中国应从制度、文化、经济、政策等四个方面展开综合治理，包括改变单从父姓制、推广招赘婚姻、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

　　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应当关注性别失衡中的弱势人群，不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同时，尝试去降低他们的风险，保证他们的福利，比如将失婚人群的养老问题纳入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来，政府固然是主导，但借鉴国际经验，我希望社会上能有NGO、媒体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性别失衡的综合治理当中来。”李树茁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