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表示，这个协议是没有效力的。一般的民事案件，允许双方达成协议，但如果是国家机关和个人之间签署了协议，而且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是否正当的这种争议，“不应该受到协议上承诺的约束，就算当事人签了这个协议，也不构成当事人对其权利的放弃，有关部门还是应该按照相关法律来处理，该赔偿赔偿，该追责追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通过私了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本身是违法的，协议本身同样也不具有效力，涉及司法权力及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存在违法及滥用的情节。王锡锌解释，这个协议不具有效力具有双重含义，还有一层是说5000块钱当事人是不该得的，而应该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申请国家赔偿。

　　2.1995年案件的相关信息是否应该公开

　　陈永生表示，当事人要求公开案件信息，这个诉求是合法的。有很多信息本来就应该公开，比如在拘留或逮捕的时候，按照规定应该出示拘留证或逮捕证，立案的手续包括拘留、逮捕的手续当时就应该公开。

　　另外一些内容也是应该公开的，比如办案人员的姓名。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认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与案件或是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那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等有权要求这些人回避，“当事人有权利知道，侦查他的人叫什么名字”。“从诉讼的基本原理以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标准来说，也是应该公开的”，这个案子已经有20年了，公开案件信息不会影响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

　　王锡锌对此则持不同的观点，他的意见是不公开。王锡锌分析，从法律上说，要求公开信息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公安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时，行使的是司法权力，获得的信息属于司法信息。也就是说，当事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中，有的不属于政府信息。从政策角度来看，就算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有些执法信息也未必可以公开，比如谁去查这个案子、谁去办这个人，因为公开之后容易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

　　3.错案发生20年后是否还能申请赔偿、追责

　　陈永生表示，无罪的人被错误地拘留、逮捕或是执行有罪裁判，就属于冤案、错案。现行《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公布的，此案发生在1995年，尽管现在距离案发时间比较长，但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公布之后，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时效问题。

　　关于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问题，陈永生表示，此案已经过了20年，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还要调查核实，就算构成刑讯逼供罪也已过了5年追诉期限。所以，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但可以追究办案人员的行政责任，这要由公安机关来决定。

　　王锡锌则称，追责、问责及要求赔偿，都存在时效的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公民不能对公安机关进行追责和问责。对行政工作人员追责，由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来处理。行政责任、纪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在法律上的追责都是受到追诉时效限制的。同样，国家赔偿也受时效限制，该案的当事人应该不能提出国家赔偿。

　　对话

　　案子平反死就闭眼了

　　京华时报：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

　　陈家杨：最近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冤案都平反了，就想着自己的案子什么时候也能平反呢？想起在看守所里被打得吐血，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这么大年纪了，就想案子平反了，死了我也就闭眼了。

　　京华时报：要求公开案件信息的最终诉求是什么？

　　陈家杨：我不要求赔我多少钱，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定是我杀的人，为什么就不承认打我了？我根本不认识朱大国，也没有见过他，怎么就是我杀了他？案子办错了，他们怎么也不说明白是怎么办错的？我想让办错案的人道歉，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惩罚？

　　京华时报：这起案件对家庭的影响有多大？

　　陈家杨：出这事前，我家在村子里开米面加工厂，是村里的首富，我家买了发电机给全村人供电。出事之后，加工厂关了，我和老伴没了收入。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因为被打落下了病根，总是吐血，看病花了不少钱。捡粉丝的小女儿在家里呆着也总是哭，对我有愧疚。

　　京华时报：你的案件被关注你怎么想？

　　陈家杨：都是家里人帮着弄的，具体我也不知道。我看见电视上说我的事，我很高兴能有人管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