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北京的冬日虽不如东北那样凛冽，但是台下的观众大多身着棉衣或羽绒服御寒。而台上的演员却衣衫单薄。备演时，几个姑娘挤在后台的一间简易房里，围着电暖器取暖。40岁的高庆雨在表演中扮演小丑，为了效果，高庆雨上身只穿了一件开襟长卦，里面就是一件红色肚兜，和观众插科打诨中，不时裸露双肩，冲台下抛一个媚眼，顿时迎来欢声一片。

　　但台上的笑语欢颜只是艺人们的表演，台下的真实生活却是另一番场面。由于各种活动的表演场地，特别是庙会的表演场地通常设在室外，所以观众人数与天气情况密切相关，而观众情况又和演员收入密切相关。

　　王吉先还记得，艺术团最狼狈的一年，是有一年春节在杭州庙会上演出。那年赶上阴雨天，庙会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公园没收入，艺术团也没拿到演出费，他不得不自己垫付了演员的工资，赔了好几万元，但艺术团的演出并没有因此停下。

　　从1999年开始，王吉先带领盖州高跷秧歌艺术团连续17年参加北京龙潭庙会。从初一到初五，盖州高跷秧歌都是龙潭庙会上八大花会表演的压轴节目。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17年的除夕夜，王吉先和他的艺术团都漂泊在外面。

　　和往年一样，腊月二十八艺术团进京后，王吉先在龙潭湖公园西北门外找了个地下旅馆。双人间一晚60元，王吉先和艺术团的24名演员全部住在这里。年夜饭，是王吉先的爱人在旅馆的公共小厨房里张罗的。

　　“大家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年就这样过去了。”王吉先说，女儿小时候就是这样跟着他在北京过年的，如今女儿女婿也是艺术团的演员，所以小外孙也是这样跟着父母在外面过年。

　　演员们的饮食十分简单，初四的晚餐是土豆片炒辣椒、白菜炖蘑菇，满满两大锅，演员们演出回来，王吉先的爱人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但多数人没有立刻吃，演员们累得躺在床上，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容。

　　入选非遗并未带来改变

　　王吉先的艺术团可以称得上“王家班”，王吉先的父亲、叔叔、伯父、女儿、女婿都是其中的演员。而从曾祖父开始，王家五代人都没离开高跷秧歌。2008年，盖州高跷秧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扩展项目名录，2009年，王吉先的师傅王新惠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而王吉先自己也成为该非遗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王新惠今年80岁了，2009年获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时，老人已是古稀之年。在获知自己被评为非遗传承人时，老人感慨万千，从18岁开始学高跷一直到73岁，他从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这门艺术的传承人，“这说明咱这门艺术得到国家的认可了，以后还可以继续传下去。”

　　但是，和很多非遗项目一样，盖州高跷同样面临着传承难的问题。在王吉先的高跷艺术团里，平均年龄超过40岁。

　　“老艺人逐渐老去，新生代接续不上。”王吉先觉得，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差在“钱”上。国家给予非遗项目的补助，王吉先至今未能领到。

　　“王家班”里的演员们，有演出的时候一天一人200元，忙活一个春节，一个演员连2000元都拿不上。而没有演出的时候，演员们更是任何收入都没有，所以他们除了节庆日参与演出，平时还要另谋生路。

　　由于节庆活动的表演需要，目前高跷秧歌在表演

　　形式上更偏重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十几年前，借鉴其他杂技团体的表现形式，王吉先在高跷秧歌“架象”基础上，创作出三层楼、飞人、孔雀开屏等高难度表演内容，赢得现代观众喜爱，但是传统高跷秧歌中的民歌小调、小戏唱段已经逐渐消失。

　　“过去在农村演出，一演就演上小半天，但商演的演出时间一般只有15-20分钟，追求的效果就是火爆、热烈。”王吉先说，唱段就是唱得再好，也没人听。而在他的艺术团里，已经几乎没有人能唱上几句了。

　　初五是龙潭庙会的最后一日，在结束下午的表演后，王吉先带着他的团队匆匆赶往四惠汽车站，满身疲累，在雨中挥别北京。

　　>>链接

　　盖州高跷秧歌

　　盖州高跷秧歌表演兴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盖平县志》记载，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盖州艺人在当地秧歌的基础上吸收高跷技艺，经过不断的发展丰富，自成一派，形成了盖州高跷秧歌。此后，盖州高跷秧歌通过向地方戏曲借鉴学习，逐渐发展成为熔歌、舞、戏为一炉的艺术形式，深受辽南乃至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的喜爱。盖州也因此成为辽南高跷秧歌及东北大秧歌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