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中国现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跨越了城市化50%这样一个关键的结点，这个结点之后，一个是房地产投资的高峰期要过去，同时，老百姓(46.300, 0.29, 0.63%)，包括整个经济中对房地产财富的需求也在成长。另外是城市发展形式发生了变化，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也不是数量的增长，而是围绕城市的大都市区或者是说城市集群的大量发展。所以未来大量的人口大量向城市群加快集中，未来的住房需求也会向这样的城市来加快聚集。这样一来我们感受未来中国住房市场的矛盾，特别是供求的矛盾更加的向一些大型城市来快速的集聚。

　　再有就是在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城市的人口结构，比如说年轻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收入差距，由于这个不同的行业等等的因素，也在不断的扩大。这样一来实际上对于大型城市来讲，包括了城市群来讲住房需求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过去我们能够一刀切的这样一个住房需求。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整个供求结构的变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我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政策考虑的过程中可能要有更多的新的因素的考虑。

　　所以未来我们感觉到住房基础性制度的建设和长效机制的建设可能要考虑这样的几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还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市场发挥更多的配置资源的作用，特别是满足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的住房需求。政府更多的发挥在规划、立法、特别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再有就是说要针对现在市场结构的变化，构造新的，多层次的这样的住房市场体系，除了新房市场之外，可能未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所谓交易市场，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

　　再有就是说在财税和金融政策上保持中性和适的调解，特别是在金融政策上，因为我们感觉到未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关键在于这个金融条件，atv，金融条件的过渡的调整，实际上会催生住房需求在短期内过渡的释放。在2016年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包括了利率的调整和首付的调解的变化使得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能够放大40%。所以保持金融政策的中性是未来金融政策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点。

　　再有就是刚刚提到了土地，土地的供给的导向，一个是要跟人口的聚集方向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包括了土地的供给方式，这也是下一步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一个关键问题。

　　再有就是围绕着低收入，我们要搞好住房保障，特别是要进一步探索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可支付的满足低收入住房要求的住房保障体系。我想最后强调的一点是随着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大型城市群的发展，未来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区域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协调，打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围绕着周边中小城市加快交通和公共服务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来进一步提高中小城市吸引人口和房地产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感觉下一个阶段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中的关键点，谢谢。

　　樊纲：谢谢，刚刚您谈到了有关政府调控的手段，包括长效机制，我想在座的大家可能都关心的问题，政府现在对房产税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因为社会传言有很多，有的说政府在研究，有的说要出台了，有人说进入程序了，你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据您了解，现在政府对这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说研究这个问题上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能不能给简短的介绍一下。

　　王微：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税收政策的，房地产税收在中国来讲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房地产税和房地产税收体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现在也有所谓大量的房地产税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房地产税的问题，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未来地方的主要的税种。国际上来讲，这个房地产税其实更多的是支持地方政府搞好公共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房地产税收实际上出和不出实际上并不仅仅涉及到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涉及到中央地方和地方税权调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房地产税出要认真研究，涉及到背后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房地产税收的调整。

　　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来讲还是在认真的研究，因为还要涉及到立法的问题，所以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大的讨论来最终颁布实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和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