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杠杆不是简单地降低所有企业的杠杆率。对高杠杆、财务成本过高的企业当然必须要降低杠杆率，但对低杠杆、高成长性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杠杆。这个问题上，《意见》没有搞一刀切，也不会搞一刀切。” 在10月13日发改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辰表示。

　　但在执行层面上，各地的表现各有不同。

　　一名接近贵州省国资委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贵州经济规模相对较小，降杠杆的工作量不像河北、东北那么大，但也面临着“过犹不及”的问题。“今年上半年，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慢、贵”，该人士还表示，“信贷政策 一刀切 的问题很突出，一些质优企业也面临限贷甚至断贷的局面”。

　　刘元春建议，对这类资质不错的企业，应该适度注入资金、瘦身增效。万不得已时，也应以兼并重组为最优选项。

　　市场化“债转股”

　　《意见》与国务院同意设立降杠杆联席会议的文件函都对债转股着墨颇多，债转股的形式本身也在发生裂变。

　　1999年，我国开展了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工作，采取了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把不良贷款按照面值拨给彼时成立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收回和有选择的债转股。

　　与17年前相比，建行与云锡集团的这场债转股，看点就在于“市场化”。建行债转股项目组负责人张明合表示：此次股权定价由市场定价，在转股对象选择、转股实施机构设立、转股条件和价格、转股资金来源及退出等方面都必须坚持由相关方自主平等协商来确定。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本轮债转股的债权范围也包括正常贷款等，并非专门针对不良贷款，而是为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市场化、法治化是本次债转股的突出特征，与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完全不同。本次债转股，转股对象企业市场化选择，转股资产市场化定价，资金市场化筹集，股权市场化管理和退出，并要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

　　连维良强调：并非与二十多年前一样，以政府为主确定。云南省国资委主任罗昭斌也证实，对于云锡集团债转股，政府不托底。

　　宋清辉认为，债转股可以看做是一个有效的降杠杆手段，但在顶层设计上，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还是要进行必要防范。“一是须防范僵尸企业参与债转股，二是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以此托底肆意举债，然后把债权转为股权，将损失转嫁给银行。”

　　建行的做法是：把云锡集团未来有潜力的板块，作为股权投资目标；至于“僵尸板块”，将会积极的进行市场出清。

　　而据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在采访时表示，近期降杠杆的主要手段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又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目前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总额远远超出股权融资总额。刘元春据此呼吁，应该推动部分债务融资转变为股权融资。

　　“从债务融资转变为股权融资，一方面降低分子的规模，一方面增加股本的量。这的的确确能起到降杠杆的作用。”刘元春评价。

　　亦有不同意见。有评论认为，直接融资可能让降杠杆变成转移杠杆。转移杠杆可以使一些形式的、主体的债务减少，局部来看是推进了降杠杆工作，但总体来看，总负债率并不会减少，反而可能继续上升，从而风险继续积累，且可能积重难返。

　　刘元春认为，债务增长太快导致很多问题：“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二是债务负担导致总体资本形成能力下降的问题；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由于实体经济收益率下降，希望利用债务促进投资，最后发现导致泡沫上扬，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因此加大。”

　　他表示，中国企业的股权融资最大难题在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股权融资扩张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转，而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不完善，还有一些缺陷。资本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状态，这使利用IPO、股权增发手段来解决资金池面临实际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