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当前中国实际存在的是与上述两种经济相适应的两种市场，一种是竞争市场，另一种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两者的并存和交叉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一定要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切入分析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就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并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民营经济、中小型国企等，大体上属于竞争市场经济范畴，而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大型国企等则基本上处在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地位。

　　事实上，支配这两种市场的供求规律是不同的，不应混同。在不同供求规律支配下，这两种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截然不同，不应视而不见。例如，同样是产能过剩，对于融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和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企业来说，其成因、表现和消除办法就有原则的区别。前者同市场竞争相关，后者则与其垄断地位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诸如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这类特征，同民营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格格不入，而对垄断性企业来说则是其难以克服的“本质特征”。事实说明，继续破除这种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当然，如果这样如实地分析问题，而不是从某种虚幻的完整统一的市场条件出发，作者也就很难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了。

　　需求管理已经过时了吗

　　在论证加强“供给侧改革”必要性时，作者指出，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作者这样说是对的；然而，作者由此断定应当紧缩需求，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这就失之偏颇了。

　　实践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着重实施需求管理，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方略。战后西方国家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和政府巨额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发展方式，大体也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出现和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可谓事出有因；在这种发展方式下，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就是其集中体现，可说功不可没。再者说，适度增加总需求，实施需求管理，在一定条件下，今后也还是需要的。

　　比如，只要有可能（国外有需求），我们就不会放弃扩大出口。又如，扩大消费需求一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也取得了相当大进展。再如，在克服盲目扩大投资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后果时，经济合理的必要投资，总还是需要增加的。最后，为了保就业、促增长，实施必要的财政赤字也不为过。政府决定把赤字占比从2.3%提升到3%，就是明证。这就是说，不应将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需求紧缩。

　　然而，当前我国又必须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克服长期实施需求拉动发展方式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

　　我们知道，实施需求拉动发展方式，固然事出有因，功不可没，然而代价高昂，后果严重，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包括高消耗，高污染；效率低下，贪腐盛行；生产和需求错位，供求结构失衡，既存在供给过剩，又存在供给不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外环境也不允许我们继续坚持这种发展方式。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步伐，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然。但需明确，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市场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发力，而不是顾此失彼。

　　西方经济学只强调需求侧而忽视供给侧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强其论证力度，该书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就是以供给环境为既定前提，只强调需求侧而忽视供给侧。他们声称要纠正这种失误。然而，在我看来，这是无的放矢。

　　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到小穆勒，都是市场供求论者，既重视需求，也重视供给，不存在忽视供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