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但这一预测是基于全球没有重大的冲击出现，且各国能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结构改革。结构改革不易，但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就逐步从衰退中恢复。因此如果没有很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速可能还会继续下行。

　　日报：中国可能是在问题的前端。例如，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供给侧的动力并不强劲，加之中国的债务问题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加大了全球市场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朱民：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全球金融市场调整、经济增速温和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如加快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的力度，降低企业债务，加速去杠杆化，因为中国不能再依赖外部经济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必须认清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二，中国需要考虑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必然也会外溢到中国，尽管中国市场仍相对隔离，但是信心和信息的传递十分紧密，足以造成冲击。因此中国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更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日报：在你看来，是全球影响中国更甚，还是中国影响全球更大？

　　朱民：首先是全球影响中国。如美联储加息，欧洲和日本央行持续宽松，全球央行政策的变化会引起资本流动的变化，这会导致美元流动发生波动。这当然也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仍持有大量美元债务。

　　日报：国外一些观察家近期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中国的溢出效应又有多大？

　　朱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本港台直播们此前做过不少研究，如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对贸易国或产业链都会产生相应影响。

　　日报：此前，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基于宏观经济，但去年至今则更多体现在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朱民：的确如此。经IMF测算，如果中国总体增长不变，但增加1个百分点的消费，减小1个百分点的投资，这还是对全球有负面影响。因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弹性仍较高。此外，由于不可触摸的金融的信心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但这是可以减低的。全球对于中国的调整产生过度反应，但如果中国加强与全球的沟通，说明未来方向，这就可以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波动。

　　央行应加强人民币汇率机制沟通

　　日报：沟通对人民币汇率而言也至关重要。近期全球市场对人民币走向产生了一定恐慌。

　　朱民：人民币汇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盯住美元转而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基于市场机制而定，但仍然有管理。而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市场尚未理解这一新的机制，仍以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思维来看待汇率变化，这是不正确的。

　　其实，央行做了两步变化。第一步是“8·11汇改”，引导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更趋市场化；第二步是央行在去年12月让人民币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当然央行仍会介入管理，央行也需要将当前的汇率机制清晰地同市场沟通，这与8月汇改又有了重大区别。在IMF看来，中国央行的最新举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日报：中国央行引入了新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但人民币究竟要如何参照一篮子货币？是否应该像此前那样设定波动区间（此前人民币／美元汇率能在人民币中间价上下2%的区间内波动）？

　　朱民：IMF和中国央行讨论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是大原则。至于人民币要在什么位置上盯住，这是央行的权责范围，此前央行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IMF认为央行做了合适的选择，这也完全是央行的政策。

　　日报：但是人民币已经进入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因此是否需要将人民币维持在合理的水平？此外，此前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进一步扩大，IMF对于人民币的管理有何要求？

　　朱民：这是两个概念。SDR并没有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要求。至于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水平的差异，这一事态需要关注，IMF正在收集有关资料，也在和中国央行进行积极沟通。

　　日报：全球都期待与中国进行更为清晰的沟通，在这一方面，IMF给予中国何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