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离开深圳回了北京。没文凭没技术，没钱没资源，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乱飞乱撞，尝试过各种可能。他想找一家公司安心上班，从门槛最低的市场工作做起，但因为没有学历多次被拒之门外。

他到中关村卖过二手电脑给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卖过手机。有一次“不识货”进了一台高仿机，当成正品机卖给北大的学生，最后对方要求退货，他跑去找卖家理论，差点打了一架。

小本生意亏了以后，他搬到了北京一个七八平米的地下室里，和在北大当保安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合租在一起，地下室里空气不流通，闷得很。

后来，又搬到潘家园一个老旧小区的群租房里，两间隔断的卧室里挤了4个人，他住在一间5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剩余的空间只能塞下一个人。屋子没有窗户，不开灯就没日没夜的黑着，他就这间黑屋子里度过了压抑的一年。

直到家里一个亲戚把他叫回了四川攀枝花，让他试试卖衣柜。可他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干了两个多月，业绩惨淡，不得不离开。

这段卖电脑、卖手机、卖衣柜的经历让雷厚义判定，传统行业不适合自己。他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一边跑机顶盒业务，一边想着做点什么创业项目。

业务不见起色，身上的钱也越来越少，他吃了一个月的烧饼，最后开口向父亲借了70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准备进军互联网。

七千块钱在北京创不了业，“只能回重庆”，但他遇到的麻烦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他没有在互联网公司长久待过，甚至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是，他又“杀回北京”寻找机会。

他叫来大学时的两个同学，在一间宿舍里开始创业。但每天除了争吵，团队没有任何进展。没多久，雷厚义把团队解散了。

他突然意识到仅凭一腔热血，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花了几千块钱到培训班学习计算机编程，学完后相继面试了7家公司，只有最后一家公司通过了。但三个月后，他再次离开。

年轻的雷厚义似乎一直被这个时代的创业洪流裹挟着往前走，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现在回头看去，雷厚义评价三年前的他“浮躁，好高骛远”。

“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2015年，雷厚义回到重庆后，在一栋居民楼租了一套70平米的房子，每天窝在屋子里研究互联网金融。

那时，西风还在培训学校教书，偶然在一个QQ群里碰到了正在招技术人才的雷厚义。两人就约着在雷厚义租的那幢“脏乱差”的民房里见了面。

西风回忆，雷厚义穿着短裤和拖鞋，头发乱糟糟的，也不怎么出门。初次见面，雷厚义手舞足蹈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描绘了对未来的憧憬，“很有激情”。

西风对他毫无顾忌的笑声印象深刻。那次见面中，雷厚义径直对他说，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企业。”

就这么聊了四个小时后，30岁的西风决意辞职跟着眼前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闯一闯。

此后的故事却多是磕磕绊绊。西风记得，因为发不起工资，团队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最后只剩三个人。那段时间，雷厚义经常出差外地找创投基金，每次带着希望出去，最终都失望而归。资金越来越紧张，路越来越窄，但他看到雷厚义依然有说有笑，干劲十足，大年三十也留在公司加班。

连续投入50万，还是不见起色，雷厚义半夜回到家里，邓长明担心他还不起钱，一直抹眼泪，他也不敢讲钱早就花完了。

此后，雷厚义决定避开放款资金的困局，转型做流量分发，公司才起死回生。转型之后一个月，公司有了第一笔3万元进账，那是雷厚义最兴奋的时刻，他不用再靠借钱维持团队运转。如今，他的公司员工增加到了60人，几乎都是“90后”。

妻子邓长明是雷厚义的高中同学。她回忆，高中时，雷厚义是一个不合群的人，独来独往了三年，言行举止衣着让人觉得怪异。他晨读的时候声音总是最大， 也从来不注意形象，天天穿着大裤衩和拖鞋，是同学眼中的“另类”。

但雷厚义自觉比同龄人成熟，胆子也大。小的时候他生活在农村，经常走夜路，举着火把，大摇大摆走在乡间小路上。

当初要创业，身边的人都反对，他坚持要做。第一次见岳父母，他说了句，“我以后一定要和马云一样伟大”，听的人都觉得他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