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冈仁波齐》到《二十二》，这样的纪录片在如今的商业电影市场显得十分可贵。对口碑不佳的类型片产生审美疲劳的影迷，开始逐步接受这些曾经边缘的影片。而聚焦特殊群体的纪录片，也的确有被记住的价值。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纪录片就成为电影市场的一股清流。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国产纪录电影的票房分别是1815万元、3163万元、7795万元，同比增长74％、146％。

去年上映的国产纪录电影中，《我们诞生在中国》以6654万元创造了中国纪录电影（不含真人秀）的最高票房纪录，《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等影片也都引发了人们观影和讨论的热潮。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民营公司开始进入纪录电影领域，投资制作纪录电影。相对小众的纪录电影为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也开始积极拓展新的传播途径，跨媒体推广、传播成为趋势，促进了纪录电影票房的增长。

二

被“消费”的真实

《二十二》再替纪录片“火”了一把，其实已不算十分意外。“质量为王”早已是影迷的首选，并且不再只将电影视为娱乐，也将其作为思考和更多复杂感情的出口。

但伴随着《冈仁波齐》和《二十二》走红，也引发一些争议。常年带有“情怀”色彩的纪录片，已经做好被消费甚至过度消费的准备了吗？

纪录片毕竟和剧情片不同，它基于导演可虚构的空间过于狭小。特殊群体必然需要放在特殊语境下去解读。《冈仁波齐》票房逆袭的背后，也有贩卖民族风情、消费民族信仰的争议。

而因为电影的“良心”，也让很多人以过于“道德化”的姿态对电影进行盲目鼓励。似乎不去电影院看就成了没情怀、纵容烂片的“异己分子”。但这种声音越大，反对的声音也就越大。

但从《冈仁波齐》的角度来说，究竟该如何看待朝圣的意义，一个生完孩子的产妇在冬天趴在地上朝圣，应该去褒奖还是批评，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公正且准确的答案。

现在，《二十二》刚刚开始逆袭，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出现。“贩卖伤痛”、“二次伤害”的质疑也有其自身的道理。虽然导演和片方都声称创作时尽可能“去标签化”，但当摄像机放在这些老人面前，“去标签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慰安妇”本身就是政治的，它自带标签和属性，这不容创作者去选择和摘除。如今排片的逆袭，片方也经历着考验。一方面电影排片场次多了，上座率必然会下降。另一方面则是电影被“透支”，毕竟从题材到类型，电影都过于小众。

如何让《二十二》不是“慰安妇”纪念日的“消费品”，既考验片方的营销策略，直播，开奖，也考验影迷的观影素质，甚至是对国民性的一次拷问。毕竟在国内，“性暴力”仍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它发生着，它存在着，但一切更多是在地下。

“慰安妇”作为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它不容被抹去。但这又是战争最为痛苦的一部分，没人愿意总被提起。究竟拍摄是否会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根本说不清楚。

在这件事上，没人可以感同身受，这是跨越数十年情感累积做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未必是自愿或者必须的。此前，许多媒体曾报道某些地方慰安所遗址遭到街坊排斥，慰安妇被迫接受采访或者“热心捐助”，她们的姓名、年龄、遭遇事无巨细的公布在大众面前。

面对这种“二次曝光”，她们如何去接受，大众又能接受多少？电影是短期民族情绪的消费品，还是被长久铭记的个人历史，这些都无法被预知。但绝非曝光程度越高，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