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十四五岁不想上学，常常逃课去日坛公园看课外书。后来考不上大学，又去考铁道文工团，到了考场，即兴表演他不会，无奈只能打了一套公园里学来的长拳，这才被当时的团长挑中。

在铁道文工团，他排练总是迟到。《奥赛罗》在海淀剧院首演，吴秀波是站在后面的八个兵之一，结果他迟到了四十分钟，进去看到团长代他在后面站着。

再后来，他给刘蓓当经纪人，出去签合同都是刘蓓一条一条地掰扯，他坐在旁边啥也不懂当大爷。

“当年的他，永远就一个状态：吊儿郎当。他身上有放浪形骸的东西，又非常孤独忧郁，甚至有些极端和抑郁。他也非常脆弱，晃晃悠悠到三十多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逃避一切。”好友刘蓓后来回忆，“我觉得他是太爱玩了，只要手里还有10块钱，他就去玩。玩到欠人家一两千，才想着要去赚钱。”

这样骄傲放纵的混沌时代，随着儿子落地的一声啼哭，彻底结束了。儿子的到来，不仅给他带来经济上的压力，促使他赶紧找个稳定的工作，还帮助他走出了父兄的阴影。

“迄今为止，我都认为我不如父亲和哥哥那么完善，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他们那么靠谱的人。但是我特别希望我能做一个比我父亲好的父亲。”

童年的吴秀波，一直以大四岁的哥哥为榜样。他父亲是外交官，哥哥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美国大学教授。在这样根正苗红家庭长大，连戈酱都忍不住同情吴秀波，他对早年放浪形骸的自己该是有多嫌弃。

但自从当了爸爸，吴秀波一定程度上原谅了自己。在儿子身上，他看到父亲留给自己的东西：

“简单、善良、勇敢、单纯、真诚，所有这些东西我原来都有”，吴秀波一直说儿子是自己的榜样——“我决定像儿子一样活。”

上访谈节目，主持人问起为什么给儿子取名“憨憨”，波叔噌地从衬衣里掏出一个银牌牌，上面是一个“憨”字。他说老祖宗造字有法，把这个字拆开来，是“勇敢的心”。

“我从小最想去的地儿是大工厂，或者做医生，我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父母有意义的人……”

吴秀波没啥毛病，只是青春期太过漫长，漫长到快五十岁，才等到他的成人礼。现在他懵过劲儿来，与年轻的自己和解，浪子回头之后，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

三

“他让我全心全意，直播，把百分百的力量放在拍摄上，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他来扛。”

《军师联盟》导演张永新接受采访，这样谈起他和吴秀波的合作关系。

吴秀波这次当制片人，把以前当演员不好提出的要求，一起包圆了。

“从一天三场、一天两场到五天一场，我对对手、剧本、镜头语言等方面会有苛刻的要求。”自己当账房先生，波叔花钱爽利，在横店其他剧组因为天热开不了工的时候，他大手一挥买了80台空调，李晨一个劲儿夸他大方。

不仅是制片人，吴秀波还是监制和领衔主演。早在刚开机的时候，他就在推介会上说过对影片的全流程负责，投资、剧本和表演“三位一体”，这是他自己的戏。

波叔年纪一大把了，大部分拍摄时间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之所以这么拼，无非是因为有一些难以抑制的表达欲。扮演了无数次“故事里的人”，这次他要讲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

故事主角司马懿，“少聪达，多大略”，为了等一个出仕的好时机，在家里装疯卖傻等了七年。